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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權到任后，立即開展調研工作。他認為：南共盟根據本國特點的需要，制定了獨立的方針政策，探索自己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機械地搬用馬列主義一般原理，也不照抄外國的經驗，堅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實踐中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正像伍修權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中南關系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受到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蘇南關系的影響和制約。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南關系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發展，相反卻發生了急劇的逆轉。
1958 年初，南共准備召開七大，為此提出了“南共綱領”。國內要求使館全文報回並提出看法。使館根據《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九條共同標准，對照“南共綱領”一一作了比較，認為南共至少有6 條是符合這些共同規律的。其中隻有一條是蘇共不能接受並堅決抵制的： “南共綱領”強調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兄弟黨的平等原則，反對任何一國的黨搞壟斷和霸權。這一條，與我黨的觀點也是不一致的。當時我黨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是客觀存在，必須維護這個陣營的團結一致。這個陣營必須有個頭，這就是蘇聯。由於蘇共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黨隻派觀察員，不派代表團參加。會議一結束，國內指示伍修權立即回國述職。
伍修權本來是回國述職的，但實際做法卻是不辭而別就離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駐華大使。這場原本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很快影響到外交關系，兩國雖未正式宣布，但實際上已降為代辦級外交關系。
1968 年8 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方同南斯拉夫找到了利益契合點。10 月1 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廬庫說：鐵托也很緊張，南斯拉夫成了我們的間接同盟軍。1969 年，中蘇由論戰發展到武裝沖突，中方又鬆動了對南關系，以后又停止了對南的公開點名批判。與此同時，南斯拉夫也改變了以往支持蘇共對我批判（主要在國際問題方面）的態度，在中蘇邊界問題上也採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場。1969 年，南外交部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恢復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建議。在得到中方積極回應並允諾派大使的情況下，南方先中方一年派出了駐華大使。南新任駐華大使抵京6 天后，向國家副主席董必武遞交了國書。一周后，周恩來又接受了禮節性拜會。據南外交部透露，南內部評價稱，對南大使來華后幾場活動的“速度、氣氛、待遇和規格都十分滿意”。1970 年8 月，曾濤出任第二任駐南斯拉夫大使，中南兩國關系經過12 年的中止又恢復了常態。
曾濤認真貫徹中央精神，積極開展工作，中南關系穩步向前發展。
1974 年12 月，外交部副部長余湛應邀訪南，這是1958 年以來我國對南派出的第一個高級別的代表團，在“文革”期間也是少有的出訪代表團。南對此十分重視。南斯拉夫外長助理和主管司長到南、阿邊境迎接，南斯拉夫總理、副總理先后接見。余同南外長會談時重申我支持南的不結盟政策，支持南維護獨立主權、反對蘇修霸權主義的斗爭。雙方還深入討論了我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同南主導的不結盟運動的關系等問題。1975 年10 月6 日，南斯拉夫聯邦執委會主席（總理）比耶迪奇應周恩來的邀請訪華。10 月8 日上午，毛澤東接見了比耶迪奇，在討論國際形勢之后，毛澤東對他贊揚鐵托說：“Tito, 中文是鐵托，鐵托就是iron……不怕蘇聯壓迫。”毛澤東還請比耶迪奇轉達他對鐵托和卡德爾的問候。比耶迪奇曾邀請鄧小平訪南。外交部也曾建議時間安排在1976 年上半年。后因張春橋從中作梗，訪南一事被擱置下來。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南兩黨兩國之間有太多的積怨、太多的曲折，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雖然毛澤東晚年對鐵托的評價為鐵托訪華鋪平了道路，而且，雙方爭論、批判的問題大部分都消除了，但是黨的關系如何處理，仍然是鐵托這次訪問繞不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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