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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
“汪辜會談”之后，為了落實《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問題，1994年8月，我受時任海基會駐會副董事長焦仁和的邀請，率海協會的同事訪問台灣。那是我第一次到台灣。離京前，有一些台灣朋友打電話來北京稱，民進黨想藉機鬧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險，最好暫時不來。我當然感謝這些朋友的關心，但還是按經中央台辦報請中央批准的海協訪問團赴台方案，按原定計劃啟程赴台。
飛機降落在台北的桃園機場，我一出了天橋，幾十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就在離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對我高喊“唐樹備滾回去”，而且亦步亦趨，我一路走，他們一路跟著在我耳邊叫喊。我知道他們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發脾氣，有的記者也想拍下我發火的鏡頭。但是我沒有上他們當。記者們一路拍，卻始終沒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鏡頭。
這時，在機場大門口，幾百名民進黨組織的群眾，舉著台獨標語，要在我出機場大門時，攔我坐的汽車鬧事。他們還帶著雞蛋、西紅柿，准備丟我。與此同時，由台灣中國統一聯盟組織的幾百名台灣民眾，舉著“歡迎唐樹備先生”的標語，在機場大門附近集結，准備熱烈地歡迎海協代表團。民進黨組織的群眾，看到中國統一聯盟的成員高舉歡迎我的標語，竟出手打人，中國統一聯盟的多名成員因此而受傷。
據說，台灣方面為我們准備了三個離開機場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機場大門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橋后再坐電梯下去，重回停機處，直接從跑道附近離開機場。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飛機，飛往下榻的飯店頂層陽台，為此在機場停放了兩架直升機。最后台灣方面實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進下榻的飯店，台灣的警察排成兩隊，形成夾道，每人都持著一人高的長棍。我就在他們中間走進電梯。據說，當天台灣方面一共出動了3000名警察，保護我和海協代表團。
我在飯店的大堂裡，看到帶著孩子去飯店吃飯的父母們，他們客氣地向我點頭打招呼。
進入房間后，焦仁和先生趕來，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當天舉行的記者發布會上，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機場上發生的事，不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我還說，飯店大堂裡向我點頭打招呼的台灣民眾，更能代表多數台灣民眾歡迎兩岸關系改善的心聲。
第二天開始會談。民進黨組織的群眾，用高音喇叭對著會談場所大呼台獨口號。我在會談開始時即興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說，兩岸關系是“剪不斷，理還亂”。有人想剪斷，是不可能的。
由於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勢力支持的少數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的人欺騙宣傳的影響，由於國民黨過去長期對台灣民眾的高壓統治和“反共”宣傳，再加上大陸方面幾十年來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曲折、失誤，這使相當一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不了解、有疑慮，甚至受到台獨思想的影響。這需要時間來化解。但是，兩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統一，盡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氣，但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的。關鍵在於把大陸自己的事辦好。對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經中央台辦報經江澤民總書記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協代表團訪台。我和焦仁和先生達成了同年７月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協議。但因李登輝訪美，兩會的接觸商談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會談也無法舉行。
以后，焦先生離開了海基會。焦先生的夫人后來到北京來旅行，我請她吃飯，談起往事時，焦夫人說，一天，焦仁和在看電視，得知他被免去海基會副董事長的職務。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點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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