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汪辜會談”背后的故事
1978年，唐樹備作為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領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觸來自島內的台灣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台辦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常務副會長。他親自參與和見証了上世紀90年代兩岸關系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海協會成立，“九二共識”的確立，“汪辜會談”、“汪辜會晤”，反對李登輝訪美、反對“兩國論”。回顧從前，已經78歲的唐樹備謙遜地說：“我有幸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作為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領導集體的一員，執行中央的對台方針、政策，為推動兩岸關系做了一些事情。”
或許，我這一生注定要與台灣結緣。
早在兩岸關系還沒有打開之前的1978年，我就開始與來自島內的台灣同胞直接接觸。那時我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任領事部主任，領事部的職責之一就是辦理各方面人士到大陸的簽証，這其中就有台灣同胞。盡管當時台灣當局限制民眾到大陸探親，但是那些思鄉心切的台灣同胞還是甘願冒著風險，繞道這裡偷偷地辦理到大陸旅行的簽証。1978到1982年我在東京工作期間，經領事部手就辦理了幾百個台灣同胞到大陸探親的旅行証件。
無巧不成書。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正式負責對台工作。1989年，我又調到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任副主任。
這期間，我參與和經歷了兩岸關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汪辜會談”和1998年的“汪辜會晤”等。
李光耀促成“汪辜會談”
為什麼“汪辜會談”選在新加坡？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資政玉成了“汪辜會談”。
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告給李登輝?楊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據我駐新加坡大使館轉達李光耀的通報稱，他專程到台灣，將楊主席的話帶給了李登輝。一段時間之后，李光耀又告訴中國大使館，李登輝同意兩岸對話，由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談經濟，地點就在新加坡。我們同意了。
“汪辜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作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主談人，我4月23日就飛赴新加坡，與台灣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磋商會談的有關事宜。
但是，兩岸開創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極其艱難的。這從當時雙方對一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出來。
因為舉辦“汪辜會談”是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出於禮貌，海協方面建議汪先生在辜先生抵達新加坡時，到機場接機。但是當時李登輝主張到新加坡談有一個目的，即，要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所以海基會非常強調這一點。海基會方面認為，雙方都各自來到新加坡，不必由誰接誰。因此對我們的建議，海基會沒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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