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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雕塑創作
雕塑創作在紀念碑設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內容經由范文瀾先生領導的小組認真推敲，並由中央審定，包括八個題材、十塊浮雕，分別是焚燒鴉片、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及解放全國（支援前線—勝利渡江—歡迎人民解放軍）。由畫家勾畫草稿，征詢意見。最初設計的畫面上曾出現洪秀全、林則徐等知名人物，還包括一些當時仍然健在的領袖人物，將來在碑前擺放花圈就非常不恰當，於是轉而著力表現群體。現在看來這一決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個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時也許就會遭遇麻煩。
八個題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選出來的雕塑家來完成的，他們都是老一代的有聲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臨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學讀書時，就在重慶參觀過他的創作“大禹治水”﹔劉開渠先生負責最長的一段，即“解放中國”，其他還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老兼為雕塑、音樂大家，德高望重，去年剛剛辭世，長壽104歲。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專門蓋了一座臨時工棚，作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創作見解已成過去，大家共同進入理性的思維，互相觀摩討論，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在創作過程中，除了借鑒西方紀念碑的典范，還結隊赴西安、洛陽龍門石窟等地參觀鑒賞中國古代的雕刻遺產，並將一些雕刻精品復制下來，觀摩學習，現藏於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昭陵四駿”復本，便是那時得來的。
雕塑的實際鐫刻，有賴於相當數量的“藝匠”去完成。這類人才難得，最后遴選出一位琉璃廠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養，那時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為練習，梁先生家還獲贈了一座。這批“藝匠”后來成為北京雕塑工廠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紀念碑建設過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參加薛子正秘書長召開的不定時的工作會議。一、兩次會后，莫先生對會議內容不感興趣並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參會。最初，我的主要任務是和雕塑家聯系，討論一些設計細則，不時去參觀他們的創作，增長了我對雕塑藝術的修養，終身受益，同時我也與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劉開渠先生邀請我參加城市雕塑委員會，其實淵源於此。
六、紀念碑的綠地規劃
紀念碑的規劃設計方案確定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碑南的綠地規劃，即正陽門南經中華門（原清代大清門，門匾為林徽因之父林長民所書），通過門洞，規劃成一條壯觀的甬道。規劃吸取了中國傳統紀念性建筑（如天壇、太廟等）綠地布局的特點，按5米×5米的方格網種植鬆林，甬道左右各種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鬆。當時，這些油鬆花了很大氣力從北京遠郊山區選定，並艱難地移植而來。紀念碑落成后，這裡成為廣場，清晨或日落前最為引人入勝。后來建造毛主席紀念堂時這裡被拆除了。
七、歷史經驗的啟發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謀劃之初希望能夠盡快完成，當時百廢待興，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不斷推進。但是，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並沒有急躁，在設計和建造的各個環節中，都注重質量、精益求精，歷時九年方畢其功。在營建過程中也一直存在爭議，在建筑界，基於新古典主義與現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學術觀點一直隱隱存在，例如有人批評它太一般、陳舊，這未免難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紀念碑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艱難的探索和創造過程。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紀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岡山紀念碑。百家爭鳴對學術、對建筑創作是必要的，一時難於下結論，允許充分爭鳴，但是有些建設是有時間性的，不能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對於一些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在決策后就“定於一是”，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紀念碑的基本方案確定之后，設計也一直在改進中，從戰略原則到具體實踐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改進。事實証明，這一系列的改動原則上都是正確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試想如果當時採用了高台基加三個門洞的方案，一個高台基堵在廣場的中央，那麼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就難於取得現有的效果。
當然，“定於一是”也不能過早，在設計尚未成熟時就匆忙作決定，這難免會造成遺憾。例如，碑頂的方案當時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圖是用中國傳統的碑頂形式，借鑒了嵩陽書院碑、北海的瓊島春陰等傳統碑額，並加以創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認為太古。后來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過問紀念碑的事，在劉開渠的主持下，選用了現在所使用的小屋頂的廡殿式的方案，此過程中由阮志大具體設計，還包括梁先生未確定下來的花紋等。在紀念碑落成之后，對於碑頂仍頗有爭議，1959年，吳晗副市長主持國慶工程審查時，特意請參會專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頂改建方案，但最終也未作出滿意的結果。我寫此文時，遐想將紀念碑的碑頂設計為傳統的碑額並輔以現實意義紋樣，而不是蓋上一個一般化的廡殿頂，可能會更加風度不凡。總之，“百家爭鳴，定於一是”，直到整個設計過程的完結，這可以說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並蘊含著指揮的藝術。
此外，我還要特別緬懷該項目的卓越領導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彭真擔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當時為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后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領導下一一具體落實的。如前所述，建筑家與雕塑家一時意見不同，薛子正特意將時任杭州市副市長的劉開渠調來，再未開大會，而是遇到問題開小規模的會來討論解決，推進工作，在一些細部處理上他還曾邀請其他專家參與意見（如曾專門邀請楊廷寶先生來京討論）。他作為領導非常認真，處事也很得體，既廣泛吸收意見，又不乏個人的果斷決策。薛子正是我回國后接觸到的第一位領導干部，對於作為年輕學人的我非常愛護，我至今感念。薛子正為人爽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梁先生難免見解不一，進行辯論，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說無微不至地照顧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中，梁先生幾乎已經失去了自由，一個晚上他專門去找薛子正，說：“彭真被劃為黑幫，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著急，勸梁先生：“這都什麼時候了，你什麼都不要說，什麼人都不要找，趕緊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釋，楊廷寶、陳佔祥和我都曾去探望過他。這件事是他告訴我的，革命友誼之深，實根源於共同的事業。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難得的精品，事隔55年，細細品味，氣壯山河的時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詩般的建筑裡，氣象萬千，今日思之仍激動不已，其中所蘊含的創作精神，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值得我們今天繼續繼承發揚，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從中得到教益。
（吳良鏞，1922年生於南京，著名建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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