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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藐敵，戰術重敵
陳賡十分贊同毛澤東的觀點：戰略上敢於藐視敵人，戰術上必須重視敵人。簡言之，就是“戰略藐敵，戰術重敵”。
1937年9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開赴抗日戰場。作為世界列強之一，日軍的戰役、戰術指導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會犯輕敵的錯誤。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記中透露隱憂：“據我這幾天考察，最近部隊教育較偏重於政治（當然有它的作用），對軍事方面不免要鬆懈些﹔即使有些軍事教育，又過於偏重制式教練，所以至今部隊的戰術教育還是沒有開始，這是重大的損失。在今后的殘酷的抗戰中，憑著過去的一沖，是無濟於事的。”
為提高第三八六旅的戰斗力，陳賡大抓部隊軍事訓練，從一則日記中可見一斑：9月21日，“早餐后，仍到十一連。到時該連已全部在野外，准備班進攻動作的演習。因連排干部無准備，動作無秩序。我認為這樣演習必無結果。當由我親自指導，以一班作示范演習，一面動作，一面講解，動作一段，講評一段。下午，召集排長、班長，垂詢班排近況。我講了一些關於鞏固部隊的具體辦法及班排長的領導方式，大家都很樂聽”。
由於堅持“戰略藐敵，戰術重敵”的策略，第三八六旅捷報頻傳：10月24日、26日，重疊設伏於山西平定縣七亙村，痛殲日軍300人左右，繳獲騾馬300多匹﹔11月2日，誘敵深入到山西昔陽縣黃崖底，“僅我七七二團以突然火力襲擊行進之敵，斃敵約300，斃騾馬400余”。1938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卡爾遜到第三八六旅訪問，他由衷地贊揚說：第三八六旅戰略、戰術卓越及善於聯系人民，“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當時，仍然有許多人對參戰抱有疑慮，陳賡卻堅決支持中央的決定，並認為對敵之策是“戰略藐敵，戰術重敵”。1951年3月初，中央任命陳賡擔任志願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委（6月，又兼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他立即開始調兵遣將。
在乘機從昆明飛往重慶的途中，陳賡和身邊工作人員戴其萼談話，把“戰略藐敵，戰術重敵”作為自己的用兵特點：“你常在我身邊，深知一打起仗來，我就幾晝夜不睡覺，因為我反復思考，預想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處置的對策，所以從表面看來，我指揮作戰從容不迫，胸有成竹，處置臨時發生的情況迅速果斷。可是從戰斗打響之前直至戰斗結束，我的思想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因為我擔任主要指揮任務，身系戰斗、戰役的成敗和部隊的安危，稍一疏忽，就會招致作戰損失，增大部隊傷亡，責任重大，所以內心處於長時間的緊張之中。……人們都說我是個樂觀主義者，無憂無慮，成天高高興興。從戰略方面說是這樣的，我堅信革命必勝，不怕任何艱險，不計個人安危。但在戰斗中我不是盲目樂天派，總擔心考慮不周，招致作戰損失，總怕發生意外情況，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緊張，而不能有任何鬆弛。”
陳賡抵達朝鮮戰場后，一過鴨綠江就想盡辦法多方了解敵情我情﹔到了志願軍司令部，他更是抓緊時間做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美帝是整個帝國主義的支柱，政治軍事都有一套，作戰上非常客觀，不株守成規，善於變化。五個戰役（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戰役）中，各有其花樣，我們絕不能忽視，必須加緊准備，拼命訓練部隊，想一切辦法加強火力，改變戰術﹔對它一點也不能鬆懈，然后才能將其戰勝。這幾天均本著這點精神教育部隊。”正是由於“戰略藐敵，戰術重敵”，陳賡指揮的戰役、戰斗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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