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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網上曾流傳一則“消息”說，中共在抗戰期間，曾背著浴血抗戰的4萬萬同胞，秘密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一時間，污蔑中國共產黨不抗日的莫須有罪名甚囂塵上。
可是，筆者通過閱讀揚帆（1912-1999）口述、丁兆甲整理的《揚帆自述》（群眾出版社，1989年5月版）和《斷桅揚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長》（群眾出版社，2001年9月版）兩部書，方知當年確有中共和日本最高軍政總部接觸之事，但不是去“議和”，更沒有達成過什麼協議。
揚帆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他上任不久便受命與日本侵略軍岡村寧次總部接觸。
那是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找到揚帆，叫他負責接待審查一位從南京監獄放出來的名叫紀綱的人。此人自稱是我們的情報工作干部，是南京日軍“華中派譴軍總司令部”岡村寧次派來的，說有重要信息向新四軍傳達。
揚帆接待並與紀綱面談，后經多方查証，紀綱（1902-1996）確為我黨派駐南京領導情報工作，他在南京以中醫作為職業掩護。他領導下有兩個重要情報干部，都是中共黨員，一位是汪錦元（1909-1992），原是留日學生，被安插在汪精衛身邊當秘書，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也很賞識他。他曾經獲得汪精衛與日本人談判的秘密條約等重要機密並送到黨中央后，得到周恩來的稱贊﹔另一位是陳一峰(化名，也叫陳汝周。真名叫倪兆漁1908-1974)，是汪偽中央通訊社的採訪主任，他們和一個日本進步記者西裡龍夫經常交換日偽方面的情報。西裡龍夫后被日方發覺逮捕，供出了與紀綱、汪錦元、陳一峰、鄭文道（1914-1942，鄭文道被捕后即犧牲，1982年被追認為烈士）等人的關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日本東京戰時法庭判決上述人員死刑，因陳璧君對汪錦元相當器重，堅決要求汪精衛出面干預，在汪通過“外交部”與日方交涉后，汪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為無期徒刑。可是，日軍岡村寧次總部為何現在要把紀綱從監獄中放出來，並不加掩飾地派他到新四軍來呢？
原來這和當時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窮途末路的形勢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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