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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照買船票
據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記載: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總經理，盧家的所有人，凡坐民生公司的輪船，都必須買船票。那時，民生公司的職工家屬都享有半價優待，盧家是職工家屬，也享有這種優待。
從盧國紀很小的時候起，每次隨母親坐船從重慶到合川、北碚，或從合川、北碚坐船到重慶，總是頭一天就把船票買好。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由母親帶到河邊，與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排隊上船后，也和其他乘客一樣規規矩矩坐在船艙裡。有時認識他們的船員發現了他們，請他們到船上經理室去坐，母親領著孩子怎麼也不肯去。
1936年7月，盧國紀的哥哥盧國雄由重慶去上海報考高中。盧作孚當時在四川省建設廳工作，7月8日，他專門為此寫了一封信給民生公司代經理宋師度。信中寫道:“盧國雄十一日乘民貴，或十二日乘民權由渝赴申投考學校，應買之船票，請囑世權照買之后，通知會計處撥弟賬為感。”
公車從不私用
據盧國紀書中回憶:盧作孚無論是在交通部工作，還是在全國糧食管理局工作，或是1943年以后又回到民生公司擔任總經理，由於家住在城外，都為他配有專車，但他從沒有讓家裡的任何人單獨用過這些車。
盧國紀說，那時候，他和姐姐、弟弟都在沙坪壩南開中學讀書。每到星期六，總有一輛接一輛的小轎車開到學校裡去接學生。可是他們的父親從來沒有派車去接過他們一次。那時，沙坪壩到城裡沒有公共汽車，三姊妹都是星期六從學校步行回到土灣或紅岩村的家，星期天下午又從家裡步行去學校。盧國紀清楚地記得，1941年秋天，一次盧國紀患嚴重的瘧疾，發高燒，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公路邊的水溝裡，還是被路人背回家去的。在退燒回學校時，仍然是步行，父親也沒有專門派車送。
搭個便車是可以的，但也是很難的。盧國紀回憶道:那個時候，父親在城裡工作，每天都是清晨坐車進城去，深夜辦完公再由城裡坐車回家。國紀他們要是有事進城，隻有在父親的車有空位時才能順便搭他的汽車。盧作孚從來沒有專門派車接送過他們，即使對盧夫人也是如此。
盧國紀說，當時他的母親為了補貼家用，自己做針線活，每完成一批，就要送進城去托人幫著賣，因此有時需要進城去。每次進城，她都搭父親的車。但到了城裡，即使上午把事情辦完了，也必得呆在石板街民生公司的招待所，一直等到深夜父親的公事辦完后，才能一道坐車回家。有時父親公務太忙，回家可能太晚，母親等不及，便隻好獨自步行到牛角沱去買票搭馬車回家。母親纏過腳，走路很困難，但父親也沒有用公家的車送她回家。
簡陋的家室
盧國紀書中回憶:抗日戰爭時期，盧作孚一家住在下土灣的半山上，陡峭的山坡經常會滾落石塊和泥土，就在盧家遷出這裡不久后，一場大雨席卷巨石，竟將這房子砸得稀爛。
后來盧家搬到了紅岩村四號。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磚木結構樓房，一共住了四家。盧家住在樓上朝東的一面，兩間大一點的屋子，一間中等大的，一間小屋，沒有專門的客廳和飯廳，四間屋子加起來的總面積不過40多平方米。如果全家人都回來齊了，或者是來了親戚朋友，因為房子窄，他們都得到樓下那間公用的屋子裡，全都站著吃飯。
盧家的日用品更為簡單。床上鋪的是普通的布毯，夏天鋪竹席，廉價的花布被面，粗布被單。陳設得最“闊綽”的盧作孚住的那間朝南的大屋，裡面有一張大床，一張舊寫字台，一個簡易的敞式書架和兩把藤椅。寫字台上，除了紙筆墨硯外，沒有任何擺設。餐具是粗瓷碗和江安出產的竹筷子，沒有任何高檔的餐具，甚至連吃飯的方凳都沒有多余的。一把土茶壺，幾隻玻璃杯，客人來的時候，倒上一杯白開水。一家人不吸煙，沒有煙灰缸。洗澡用木盆。家中沒有廁所，隻在屋子外面竹籬旁邊有一個簡陋公廁。家中唯一的一件“高級”用品，是一台30年代買的小電扇，漆都褪盡了，破舊不堪，毛病不少。
1944年4月，美國作家孫恩三在《盧作孚在他的長江船隊》中這樣寫道: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謝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瓷器，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飯桌上卻隻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而他的房間卻沒有這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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