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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鋼必須經過千錘百煉
在漫長的戰爭年代，父親身體力行歸結出一條真理——好鋼必須經過千錘百煉地鍛造，如此才能去除污垢和雜質。因此，他對於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要求都特別嚴格。
大哥滕久光在海軍航空兵服役時，父親在家書中要求他戒除干部子弟優越感，以工農子弟為學習榜樣，吃苦耐勞，悉心掌握過硬的軍事技術。對久光的個人生活，父親要求他晚一些談婚論嫁，把精力都放到工作和事業上。對其他幾個兒子，同樣如此。起初，我們並不了解父親的良苦用心，還在私下裡偷偷埋怨：“現在又不是戰爭年代，干嗎那麼晚結婚？！”但是，又不能違背父親的規定，我們弟兄幾個都是30歲以后才結的婚，我則是35歲結的婚。今天，我們才深深感到父親對我們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是為我們的長遠而考慮的。
父親特別注重用我黨我軍的光榮革命傳統來教育和影響我們的價值觀，這個過程在我們剛剛懂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我上初中時，父親曾帶我參觀軍事博物館“雷鋒事跡內部預展”，在參觀時他要我好好想一想：雷鋒為什麼那樣愛學習？雷鋒為什麼對人民群眾一往情深？毛澤東主席為何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20世紀60年代初期，正是我國三年經濟困難的年代。工資級別為四級（副總理、大將級別）的父親主動寫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資級別，與全國人民同甘苦、共患難。那個年代，媽媽雖然也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工資級別為行政十級的廳局級干部，但是和我們一樣，她也不能享受父親的伙食標准。國家保証父親的主食是細糧——大米，盡管我們是一日三頓和父親共同進餐，但是媽媽和我們的主食是以粗糧為主。而且，即便是玉米面窩頭，也不全是玉米面，必須摻進很多菜葉才能吃飽飯。我當時十二、三歲，正是男孩子猛長身體的發育時期，所以飯量特別大，當時留給我的印象就是——什麼時候能吃上不要摻菜葉的玉米面窩窩頭就是幸福。父親經常也來吃我們的窩窩頭，把他的大米飯讓給孩子們吃。父親說：“戰爭年代我們經常吃窩窩頭，那還算是后勤保障不那麼艱苦的時候。挖野菜、吃樹葉，那才是家常便飯。”我和弟弟年齡雖小，也不會去動父親的那一小碗白米飯。因為我們知道，那是黨和國家給父親的，父親還要擔負很重要的工作任務。我們弟兄四個，從來都是哥哥的衣服小了，留給弟弟穿。當我穿著打補丁的舊衣服時，我感到的是自豪和驕傲，因為我雖然沒有成長在戰爭年代，但是父輩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在我身上得以體現。從我上小學起，凡是填報個人檔案資料，在家庭出身一欄，父親規定我隻能填寫“職員”。父親說：“從國家主席到總理，從部長、省委書記到科長都是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職員。你們不要有任何特殊感，工人、農民的孩子和你們一個樣，甚至許多地方比你們還強，你們要好好向工農子弟學習。”
1968年2月，父親送我入伍時，親自教我打背包，並鄭重地將一本毛澤東著作和一本《雷鋒日記》放進我的軍用挎包，叮囑要求我以雷鋒為榜樣，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戰士。
我當兵來到了祖國的大西北，雖然從軍前已經做好艱苦奮斗的思想准備，但是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那一眼望不到邊的戈壁灘，整天喝著苦澀的地表水，漫天風沙見不到綠色。這巨大的反差，還是讓我在家書中流露出茫然失措的情緒。父親敏銳地察覺到我遇到了新的考驗，他馬上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用“金張掖，銀酒泉”的古話教育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祖國的大西北。父親曾多次向我講述過他對這塊熱土的深厚感情，1937年5月1日，按照黨中央命令，父親曾和陳雲從莫斯科趕赴這裡援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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