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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習近平之后。2013 年，在他57 歲時接任了我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總理。他1955 年出生於安徽，在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當過知青，擔任過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1978 年春天，進入北京大學77 級政法專業學習。他后來回憶當年那場考試時說，那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據同學回憶：他，身高1 米76，話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他的英語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他常年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密切跟蹤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科技動態。是少數能在公開場合用英語發言和交流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1982 年12 月20 日，共青團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共十二大已經將鄧小平提出的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准寫入新黨章。不久，李克強正式調入團中央，出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全國學聯秘書長。1983 年末，他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30 歲時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攻讀經濟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團中央工作期間完成的。盡管是在共青團中央工作，但是，知青的經歷使他深感農村經濟凋敝，國家現代化肯定無法實現。他對於改革開放重要意義認識得相當深刻。因此，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型他開始悉心鑽研。
1988 年，李克強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1991 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首次提出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並存的理論，這篇論文特別提到了拉美一些國家的教訓。認為如果中國走上述道路，后果將更加嚴重。會使城市傳統部門惡性膨脹，“城市病”的特征更加顯著。論文中提出，應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就地實現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是中國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而其中核心是農村居民的現代化，要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中小城市。此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李克強又對青旅發展提出新構想：以旅游業為龍頭，以實業開發、房地產經營、貿易、投資為肢干，形成一個綜合體，變堆積式發展為滾動式發展。
李克強曾不隻一次說：“作為團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當領導。”在1993 年5 月的團十三大上，李克強接掌團中央一把手。改革開放之初，特別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他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跨世紀一代青年的光榮責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實踐。”由團中央書記處直接組織的“新時期我國青年工作的現狀與發展戰略調研”啟動，李克強要求：調研不能就團論團，要跳出團的圈子，放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不要帶框框，不是去找論據，一切結論要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后。當他告別15 年的團中央工作生涯后，開始展開他從政之路的又一個15 年。
2000 年下半年，李克強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親自主導了河南省的“十五”規劃編制工作，從而梳理、確立了河南面向未來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2002 年末升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后，又提出“中原崛起”，夾在東南沿海和西部大開發之間的河南開始嘗試走出“窪地”。2004 年底李克強轉任遼寧省委書記，上任時間不長，就跑遍了全省12 個地級市和沈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2007 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他曾經告訴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以擠掉統計數字的水分。2012 年4 月，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一落座就跟左右外國政要順暢地交流。開幕主旨演講流露“自信風度”，演講開頭，他脫稿說，身在博鰲就能“博覽天下”。2012 年12 月召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座談會上，他要求參會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負責人認真研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他說：“一些領域的盈利虧損，可以讓民營企業來投資、承擔。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觀，把握經濟總量。”半個月后的長江流域改革與發展座談會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難替代市場，我們倒不如專心考慮如何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拒絕改革的人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他的這句話被媒體多次援引，而這也被視作他對自己和同僚的有力提醒。當青年李克強成長為總理時，改革開放也正待增添新的含意，期待新的制度突破。“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先導，解放思想重在實際行動。”李克強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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