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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曰“算明賬”。對於好的東西，該承認就承認下來，不含糊，不藏著掖著、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數，不被人牽著鼻子走。在這方面，鄧小平對普選的態度是最典型的。一說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選來作為衡量標准。對於這樣一個大家普遍認同的概念，鄧小平首先予以認可。但是，認可了，並不等於我們就得照搬。鄧小平自有解讀：50年以后，我們可以實行普選，但現在的條件不成熟——三言兩語，把底線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則體現了另一種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現有制度下保持繁榮，回歸后可以繼續實行它的那一套。香港無需因為回歸就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內地更無需因為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國兩制，各得其所。在當時普遍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水火不容的觀念的背景下，鄧小平言簡意賅地把這筆賬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爭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所未有的事業，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隻能靠摸索前進。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毫不含糊：大膽試，大膽闖，對與錯，是與非，在探索中才能見分曉，錯了改過來就是。不能因為錯誤難免，就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對有些一時無法說清楚的問題，可以先擱置起來，不搞無謂的意識形態論爭。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到“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發明的鐘愛。在他看來，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隻能使得問題復雜化，而且白白耗費了大量時間，丟失機遇。也正基於此，說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蘇意識形態論爭，鄧小平不無惋惜地評價：“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以上概括，極為簡略。鄧小平在這方面的政治智慧絕不僅這幾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還在於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自信。正因為此，我們不難發現，千招萬招，在他老人家那裡，我們絕對找不到“退讓”這一招。躲閃，畫地為牢，把自己封閉起來，讓出陣地，與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氣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區。我們和國際社會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聯系更加緊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深入學習領會鄧小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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