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飛來南京，並於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聯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等人。結果，不但陳垣不願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不願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胡適實在舍不下東廠胡同（即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幾大間屋的書籍，很想有人照看這些被其視為生命的書，現在既然小三思杜不願走，那留下照看一陣子也不是不可以，因為在他看來有美國人撐腰的國民黨政權，遲早還會卷土重來。所以他隻挑選了他視為寶貝的一部16回殘本的《石頭記》抄本和《水經注》稿本隨身。而江冬秀不願意扔下小兒子，對骨肉分離感到非常難過，留下一箱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日后結婚用。
最終也隻有梅貽琦、陳寅恪等少數知名學者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哪知，幾個月后，竟翻天覆地，滄海變桑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組學習。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會，為了做一個脫胎換骨的為新政權所需要的干部，他主動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財物，各方面表現得均很積極和進步，並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還將胡適留下的書籍裝進108個大木箱獻給新中國，這些書成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的“鎮庫寶物”。學習期間，在組織的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匯報》：《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他這種迫切要求進步的舉動，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贊賞，使他得以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結業后，作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現在的西南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又名馬列部）教歷史。胡思杜原來就是學社會科學的，現在學有所用了。
當初，中國共產黨對胡適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另一方面又頻頻向他示好，希望他能為新社會服務。在胡適南飛前夕，中共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播出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他不要離開北平，並許諾讓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不僅如此，還派潛伏在北大的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冒險去當面勸誡他。胡適的反應是微微一笑，說：“他們要我嗎？”結果胡適南飛了。這樣，政策也就由拉攏而轉向批判了。
胡適到了南京后，被分崩離析的國民黨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間使者的身份派往美國尋求援助。
胡適剛到美國不久，他的老友、歷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首先於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香港報紙也轉載了此文。文中說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在批評之后，便是勸喻：
“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身在美國的胡適，看到統戰意向十分鮮明的陳垣這封吁請他回歸人民陣營的公開信后，公開表示鄙夷。經過分析，他認定這是一封“偽書”，因為陳垣不會寫白話文，這肯定有人捉刀。於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篇《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以作為回應，對陳文逐條予以駁斥，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明確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條路上相見。
5個月以后，即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又公開發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大”學習時寫的《思想匯報》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些文字是很傷人的：
文章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文章還開列了他這位“戰犯”父親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他還表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雖然“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
胡思杜的這篇文章，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許多媒體紛紛報道。為唐德剛《胡適雜憶》作序的海外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讀了胡思杜放肆地嚴厲地公開斥責其父胡適的文章后，禁不住破口大罵其“不成器”！胡適本人所受的打擊那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很快就從大為尷尬中平靜下來，他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和陳垣的公開信一樣，他都認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跡，只是平靜地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刊物上轉載，接踵而來的便是大陸方面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當新中國需要開展對舊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時，胡適自然就成了一個靶子。隨著意識形態的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升級，這種批判越來越嚴厲，幾乎所有胡適的舊友、弟子也都參加了這種不得不參加、不得不以此擺脫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間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湯用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而胡思杜的文章對大陸學人也起了“啟發”的作用，比如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先生，拜讀了胡思杜的文章，“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即“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這個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
這場批判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為“三反運動”而被暫時擱置。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所以風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適卷來。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這場批判風潮持續了10個月，范圍廣力度大，徹底地把胡適批透了。
因為胡思杜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一度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此時的胡思杜思想開朗，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反動的父親“贖罪”，同時也強烈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是組織上一直處於考驗之中，加上全國上下正在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使他受到連累，夢想遲遲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幾年。胡思杜這才知道，作為“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兒子，他的壓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個女朋友，在貴州，但后來這個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盡量樂觀，不讓人覺察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黨組織靠攏，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積極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