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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議書。
這不是一般的建議書。它是有關在國際核競賽中我國能否取得強國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國核武器事業戰略決策的大事。它直接關系到我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事情至關重大。
十年之后，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於敏，鄧稼先的繼任者、原九院院長、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現任九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聯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十年，我們時刻懷念》，副標題是《紀念鄧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極其簡明扼要地提到了這份建議書的內容、作用及其深遠的意義。文字不多，但份量很重。
胡思得等三位同志的文章說：“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業務功底，通過對核大國當時發展水平和軍控動向的深刻分析，認為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的發展。因此有可能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改變它們先前堅持的主張、作出目的在於限制別人發展、維持其優勢地位的決策。”文章接著說：“核大國這種舉動，對他們自己已不會有什麼重要影響，而對於正處在發展關鍵階段的我國，則自從1945年美國進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試驗后，蘇聯和英國也分別在1949年和1952年進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試驗，當時，美、蘇、英在世界上處於核壟斷的地位。核武器的極大破壞性震驚了國際社會，許多國家發出了禁止核試驗的呼聲。直到美、蘇、英在基本掌握大氣層核爆炸的效應數據和完善了他們的地下核試驗技術后，三國才於1963年簽訂了部分核禁試條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於敏等三同志文章中所說的：“核大國設計技術的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若干年來，它們的核武器設計技術發展很快。它們從戰略核武器到戰術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彈頭，實現了多種不同性能、不同型號。這些核大國已經把大的、小的、遠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裡的都做出來了。不僅如此：現在他們已經可以達到實驗室模擬，以取代實際的爆破試驗。也就是說，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隻用計算機就能得到通過爆炸試驗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試驗對於它們三國來說已經可以存放到保險櫃中了。
核大國到了這個水平，它們就想用禁止別人做核試驗的辦法，來保持自己的核強國地位。
這一嚴峻的事實便是鄧稼先向中央提建議書的由來。於敏等三同志的文章說：“十年之前，我們的事業正處於十分關鍵，十分敏感的發展階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擾和遲滯，就會喪失時機，產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將功虧一簣’的嚴重后果，將對國家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嚴峻的形勢，使鄧稼先萬分焦急。他不顧重病纏身，親自組織研究討論，起草給中央的報告，申述意見和建議。”
建議書的首要意義自然是它直接關系到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決策，但是它還有一個特別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我們中國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具體途徑和措施。
因此，現在的組織領導者，特意選定鄧稼先逝世的日子，於十年后的這一天，即1996年7月29日進行我國在核禁試前的最后一次核爆試驗，以此使人們永遠銘記鄧稼先對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次核爆試驗成功的當天，我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 報紙上的標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和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聲明說：
“1996年7月29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宣布，
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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