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研究如魚得水
與聞一多“北平六年”學術成就息息相關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聞一多到來前后辦學宗旨與培養目標的變化。
1928—1930年間，在楊振聲擔任系主任時期，曾以“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學”作為辦系的宗旨。這一時期，在系方倡導下，學生中大部分人都傾向於新文學的創作與研究。
1932年秋，朱自清自倫敦大學訪學歸來，正式領導系務﹔聞一多、王力等人也於此時來到清華，中國文學與語言方面教師更加充實齊備。
1932年底，中文系教授會通過了《中國文學系改定必修選修科目案》，於1933年度起施行。這個方案雖然保留了新文學方面的課程和外文課程，但已開始偏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新設了《國學要籍》一類課程，還將全部課程大致分為中國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字兩類(1936年度起又正式分二組)，以培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人才和語言文字學研究人才。
這一辦學宗旨的變化，對於五六年來一直傾心於中國文學史的“述作”，期望“由創作者變為研究者”的聞一多來說，自然是如魚得水。
由此觀之，聞一多的“北平六年”或曰“清華六年”，可以說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聞一多到校后，立即“進入角色”，第一學期就開出“王維及其同派詩人”、“先秦漢魏六朝詩”和“大一國文”三門課程，以后每學期都有相關專業課程開出，並先后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課。
他所開設的課程內容涉及古代神話、《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唐詩，他的傳世的學術成果，大多與此時的教學內容直接相關。
“當時的唯一底成功者”
聞一多“清華六年”遭逢的種種天時、地利、人和——清華大學“黃金時期”自由、民主、開放、尊師(特別是教授)重教的校風﹔中國文學系辦學宗旨調整后推重古典文學和語言文字學的學術氛圍﹔豐富的文化典籍資源﹔優渥的生活待遇﹔相對寬鬆的教學研究工作環境:彼時的清華大學實施的是嚴格意義的精英教育，教師多特別是高職級、高水平的教師多而學生少。
有資料顯示，清華大學教師人數最多的1936年度，有教師210余人，其中教授90人，絕大多數曾留學美國。而本年度在校學生為1200余人，師生比為1:5.6——與如今高校動輒一比數十的師生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就使得聞一多能夠潛心於學術工作，且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欣然與自信。
他的學生，近代文學史家季鎮淮說過，“人們曾說有兩個真正懂得文學而又有興趣准備寫文學史的人，一個是魯迅先生，一個是聞一多先生。魯迅先生寫了《漢文學史綱要》，隻開了頭，沒寫成﹔聞先生寫文學史，也開了頭，沒有寫成:都是非常可惜的，是學術界無法彌補的損失。”這裡所說的“聞先生寫文學史，也開了頭”，大約就是他“清華六年”學術工作的主要成就吧。
清華六年，作為“新月派”詩人和英美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與接納。如同他多年的同事，曾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哲學家馮友蘭所說，聞一多“到清華以后，先七八年，專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學問也就在這個時期，達到成熟階段。在戰前，有一次葉公超先生與我談起當代文人，我們都同意，由學西洋文學而轉入中國文學，一多是當時的唯一底成功者。”
1937年7月19日，全面抗戰爆發后，聞一多告別也是永別古都南下，行時倉促，家中細軟包括妻子的陪嫁首飾全扔在清華園，僅帶了兩部書:《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書契前編》。
他是以治中國古代文化、古代文學學者的身份，走完他的“清華六年”的行程的。（江錫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