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聞一多48年的生命歷程中，約有40％的時間生活在北京(北平)，前后達19年，相當於他在另外兩個居住時間較長的地區，故鄉湖北浠水(10年)和雲南昆明(10年)之和。這19年中從1932年至1937年的“清華六年”，則是成就聞一多學者身份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段。
清華六年，作為“新月派”詩人和英美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聞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與清華大學及其前身清華學校有著不解之緣。
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華學校學習十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學。1925年歸國后，曾與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熱心倡導新詩格律化運動，在南京、武漢、青島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聞一多接受了母校國立清華大學的聘請，回到闊別十年的清華，任中國文學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隨校南遷，前后6年聞一多一直在清華園內筆耕與舌耕，生活在北平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悅進清華
聞一多的“北平六年”其實也就是他的“清華六年”，而這六年又正值清華大學的一段“黃金時期”。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增設大學部和研究院國學門，逐漸改辦為普通大學，1928年正式更名“國立清華大學”。
由於各方政治勢力的明爭暗斗，清華大學經歷了多輪校長風波。直至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貽琦為校長。梅貽琦就任后，專心辦學，清華大學漸入穩健、快速發展的軌道，由一所新辦大學，很快成為國內外知名學府。他的那段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就是出自他的就職典禮上的演說。
梅貽琦是清華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華學校任教，與聞一多有師生之誼。他到任8個月后即向聞一多發出中國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聞未就)之聘，可見他對聞一多的知遇之情。
而聞一多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清華大學，無疑是會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悅的。
“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環境”
清華大學及其前身清華學校由於有大筆的庚款支持，財力雄厚，辦學經費一直十分充裕。
在清華改辦大學之初的1925年，其生均經費為北京大學的4倍。梅貽琦撐校后，利用充裕的辦學經費，增建校園建筑，規定每年圖書儀器的購置經費，應不少於清華總預算的20％，還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聞一多的月薪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這是相當高的待遇，據學者陳明遠的研究，上世紀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隻需要30元左右”。
1934年10月，聞一多舉家遷入清華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新南院72號。據聞黎明、侯菊坤著《聞一多年譜長編》介紹，這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儲藏室、仆役臥室、廚房、衛生間等大大小小14間。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一應俱全”。他的“書房寬敞明亮，四壁鑲以上頂天花板的書櫥，窗下是書桌”。這裡是他“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環境”。
聞一多“北平六年”孜孜矻矻的“樂業”，與這樣豐厚的收入，這樣高起點、高水平的“安居”，顯然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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