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大陸系統批判胡適思想，胡適都持著“理解的同情”去看待這些親朋師友的“火力”。同時，並沒有因為這些批判而對大陸學術的發展持一概拒絕或否定態度。他不僅利用一切可能給予密切關注，而且隻要一看到好的，都會在日記和書信裡留下分析與贊揚。
本文將這類材料做了一定綜合，可以說反映了胡適晚年生活的一個側面。
評價錢鍾書
日前，讀完了《余英時訪談錄》，此書內容豐富，收獲頗多，但這裡隻想從他見錢鍾書先生說《宋詩選注》說開去。
1978年余先生回北京，要求見俞平伯和錢鍾書，於是在俞家見到了兩位先生，他和錢先生談了錢穆、《紅樓夢》、馬克思和《宋詩選注》:“我記得我還跟錢先生提到過，胡適看了他的《宋詩選注》以后，曾經說這本書詩選得並不太好，但注釋都很好。胡適基本上是說錢鍾書是天才。”
這段話出自胡頌平先生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59年4月29日，“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帶來一本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給先生。先生對胡頌平說:‘錢鍾書是個年輕有天才的人，我沒見過他。你知道他嗎？’胡頌平說:‘十年前在南京，蔣慰堂(復璁)同他到教育部來，匆匆見過一面。他是錢基博的兒子，英文很好。’先生說:‘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據清人《宋詩鈔》選的。’先生約略翻了一翻，說:‘黃山谷的詩隻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谷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共產黨要清算他了。’過了一天，先生看了此書后又說:‘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
胡適對錢評價那麼高，雖然他沒有見過錢，同時對宋詩他倆有比較接近的審美情趣和喜好，對此書的選編，胡適是深深理解錢先生的用意的。
“理解的同情”
上世紀50年代，大陸系統批判胡適思想，胡適都持著“理解的同情”去看待這些親朋師友的“火力”。同時，並沒有因為這些批判而對大陸學術的發展持一概拒絕或否定態度。他不僅利用一切可能給予密切關注，而且隻要一看到好的，都會在日記和書信裡留下分析與贊揚。
比如對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証》。1954年胡適生日那天給沈怡的信中說:“周君此書有幾處罵胡適，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書，把‘胡適之先生’字樣都刪去了，有時改稱‘某君’。他不忍罵我，所以他該受清算了！其實我的朋友們罵我，我從不介意。如周君此書。”隨之他對此書大加贊揚:“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為此他托人四處買此書，並贈送有關圖書館收藏，“我大索香港市場，買得四冊，留兩冊與台大與史語所”，並常常向人推薦此書，比如對沈怡，“《紅樓夢新証》已三版，香港可買到，你若沒見此書，我盼望你尋一部來看，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書”，“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可向香港、東京找。”
比如，1956年2月19，“去年大陸上印出了一部《水滸研究》，著者署名‘何心’。此書是一部很好的考証，可以說是結《水滸》研究總賬的書。此書有批評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對。我很想知道這一位新起的《水滸》研究專家，曾寫信去托程靖宇訪問此人的真姓名。我猜是孫楷第(子書)。但今天童世綱兄告我，‘何心’是陸澹盦先生，是項定榮夫人的父親。當訪項君夫婦細問生平。”面對批評，胡適並沒有不舒服或者認為自己是權威而強辯，而是坦率承認，同時因為書好，是那麼急切地想認識或了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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