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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報告也是搞情報
毛澤東可以說是中共黨內最重視調查研究的人。
《毛澤東選集》中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一份分析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也是一份調查分析報告。毛澤東總是說：“了解情況是決定政策的出發點。”在每次重大決策之前，毛澤東似乎都要作調查、寫報告。面對黨內存在的一些爭論，毛澤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甚至主張“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調查研究，難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務機關組織大規模的人力撰寫《支那抗戰力調查》。撰寫報告者反復研讀毛澤東的文章《論持久戰》。日本高級情報官認為：任何一個情報機關，如果能拿出毛澤東這樣的報告，那就是國際頂尖情報成果。
原來，調研報告就是情報。
這“調查”“報告”出自日語，屬於社會科學方法。美國聯邦調查局，國民黨的調查統計局，都是大牌特務機構。美國的蘭德公司，至今還在制作大量的情報分析報告。
毛澤東擅長調查研究這種情報工作，年輕時親自走，親自看﹔中年以后沒有條件走，還要親自談。彭真從晉察冀邊區到延安，毛澤東組織中央政治局聽匯報，從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連續聽取7次！之后，中央稱贊晉察冀邊區是模范根據地，向全國各根據地推廣經驗。
調查研究出報告，毛澤東是專家。
基礎科研
擅長寫調查報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把調查研究提到理論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再次遭遇蔣介石的突然襲擊。顯然，情報工作沒能到位。
吸取教訓，中共中央頒布兩個決定，7月1日發布《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8月1日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此外還有組織措施，組建中央調查研究局，負責敵我友諸方的調查研究工作，局長由毛澤東兼任。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局長，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職務中，唯一同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職務。因為，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的下屬單位有中央社會部、軍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單位，包括所有中央級別的情報保衛部門，卻又不限於情報保衛部門。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已經從個體行為上升為系統工程。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被列入中央社會部的《干部必讀》手冊。中央社會部設有書報股，出版專門刊物《書報簡訊》。延安每月撥出300塊銀洋，到敵佔區購買報刊。晉察冀邊區社會部派人潛入北平、天津，定期購買大量報刊，人背馬馱運到山西。晉綏社會部設有運輸隊，將報刊轉送延安。
書報之中有情報！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刊載：“從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綜合戰果中，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至今已完全轉變為掃共為中心的事實了。”延安《解放日報》立即轉載，刊登《敵人口中的八路軍》一文，有力地駁斥蔣介石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的造謠。
毛澤東親力倡導，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風氣。延安市公安局詳細調查延安的城鄉接合部，寫出《延安新市鄉調查》，為社會管理打下基礎。
“情況明，決心大。”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前提，已經提高到哲學理論的層次。
情報分析，有應對個別事件作出的具體判斷，也有把握戰略趨勢作出的基礎研究，就像自然科學研究分為應用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研究一樣。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基礎性的情報分析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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