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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儉朴 熱愛勞動
彭德懷在吳家花園住的是一處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雖雅，環境卻荒僻，四周除了農田外，便是稀疏的農戶。彭德懷的居室是正房，屋裡布置簡單，沒有太多的陳設，除了一套沙發外，隻有幾把凳子，牆上挂著一張北京市地圖和一張全國地圖。彭德懷不喜歡花花草草，便和警衛人員一起在院內種了些庄稼。此外，他還種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其他瓜果，並在院內挖塘養魚。他在池塘南邊還種了一小塊水稻。這種習慣，也是以勞動作為積極的休息，同時有意在做些試驗。劉子正每次去吳家花園，見彭德懷干活，就隨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鋤地，卷起褲腳下塘，兩人邊干邊聊，相談甚歡。1961年8月間，伍輝文同劉子正一起去看望彭德懷，特意從黨校南院的桃園裡摘了些桃子帶去。他們進門見彭總正赤著腳，褲腿挽起老高在院子裡的池塘邊勞動，便一同干起來。彭總指著池塘說：“我們來了以后，同警衛班的同志把池塘裡的泥挖了挖，池子裡養上了魚，把池塘的泥做了肥料，種了些瓜菜。我吃不多，可以給警衛班的同志改善生活。”
彭德懷是位剛正不阿、胸襟坦蕩的人。幾經接觸，他覺得劉子正也是個實事求是的人，有時便袒露些心跡，抒發些郁悶。劉子正內心完全理解，深切同情，但隻能做些浮淺的安慰，思想上的共鳴則在不言之中。彭德懷初見劉子正時，毫無顧忌地脫口就問：“你相信一畝地能打萬把斤糧食嗎？”劉子正甚解其意，便間接答道：“我過去在農村沒有見過，現在也沒有親眼見過。去年楊老（楊獻珍）在黨校種的麥子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大豐收，一畝地也就打了七百來斤。這是實事求是、可以信賴的產量。”於是，彭德懷親自種試驗田進行驗証。據彭德懷的警衛員景希珍記述：彭總1959年秋季到了吳家花園后，自己開荒種了兩分地的麥子，掏大糞，深翻地，精耕細作。由於擔心麻雀吃了影響產量還日夜守護。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畝地也才收了700多斤。劉子正自己在黨校辟地種麥，雖精心耕作，科學管理，保証水肥，也隻打了近700斤。他如實對彭德懷匯報說：“看來，一畝地產700多斤，比較靠譜。”劉子正用事實表態，委婉地支持了彭德懷反對“大躍進”中的浮夸做法。
認真學習 嚴以剖己
1960年，中央指示全黨高級干部都要批判地學習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央黨校黨委從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個月的時間連續學習討論了20多次，彭德懷每次都參加，從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懷還參加了校黨委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學習討論會，連續28次。每次他都積極到會，踴躍發言，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怎麼想的就怎麼說。有一次談到物質利益問題時，彭德懷說：“蘇聯搞物質利益太過分了，我們一點兒不講這個問題，也值得考慮。”在11月的一次討論會上，彭總聯系實際談到“左”和右的問題時，表現出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的政治魄力。他說：“左”和右，其實質都會破壞革命成果。“左”超過現實，右是落后現實。糾“左”糾右都不容易，“左”不是無產階級的正常情況。
另一次，彭德懷同黨校一名教員談到反“左”反右問題時，說：“廬山會議，由於集中力量反右，所以掩蓋了一些‘左’的錯誤。刮‘共產風’，對生產力破壞極大。有些干部，明知不對也不敢說話，右傾帽子太大，嚇死人。”他還聯系到歷史上的減租減息問題說：“減租減息是在抗日戰爭開始時提出的，在解放戰爭中就出現了有錢的人不往外借，需要的人又借不到錢。歷史時期不同了，同樣的政策就行不通了。”
彭德懷從大局出發，嚴格解剖自己。他曾幾次主動地向黨校的同志談到自己的錯誤。他說：我現在認識到，我這個人遲早要犯錯誤的，不犯錯誤才奇怪，因為我參加革命，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准備。參加革命前，在我的思想上，不但有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孫中山的思想，而且還有法國大革命時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參加革命的動機是為了統一中國，統一中國是我強烈的願望。但是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統一，我是不清楚的。我沒有馬克思主義。參加革命前，我也沒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沒有根本改造，仍然用舊觀點和舊經驗看待新事物。他又說：在舊軍隊時，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錢。我搞政治，別人要搞我，都沒有把我搞倒，於是，我產生了自信心，把這種自信心帶到革命隊伍裡來，就是錯誤的。這種自信心帶有盲目性。
1960年11月3日，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彭德懷表示：“這個指示很好，很重要，應該好好貫徹。”他還說：“十二條”，最好再加一條，大隊干部應該民主選舉。根據過去經驗証明，由群眾自己選出來的人是最可靠的。1962年2月春節時，伍輝文、劉子正去看望彭德懷，又聽他說：“自從整社‘十二條’下來后，我的情況改變了。廬山會議時，我隻看到‘左’沒有看到右。如果沒有我的那封信，中央對‘左’的現象也許糾正得會更快，想到這一點，使我覺得慚愧。”1961年3月，伍輝文、劉子正等人去看他時，他正在摘錄廬山會議的簡報。談起廬山會議時，他說：“22號前是一個方針，22號以后情況就復雜了。我寫的那封信，起了一個很壞的作用，使一部分‘左’的問題得不到糾正。這是我感到痛心的。”
出於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彭德懷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基於對人民利益的負責，他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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