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上半年，彭德懷學習政治經濟學，在聯系實際討論時說：“說我對計委提意見是有野心，那倒聯系不上。斯大林過去說過，蘇聯五年計劃工農業產值爭取每年最低限度遞增14%∼15%。我們一年要翻一番，我看達不到。兩年，甚至三年翻一番就不錯了。”在談到經濟發展的計劃性時，他說：“大搞群眾運動是對的，但是不能因為一提意見，就隨便改變安排，結果計劃是一回事，安排又是一回事。採取遍地開花，小型的可以，整個國家生產計劃就不能那樣。五八年7000萬人上山就影響農業，也影響工業。五八年鋼的數量不少，質量不行。輕的，薄的，硬的，厚的，我們都不能解決。鋼鐵質量不好，發展尖端科學也困難。”
在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彭德懷說：“這是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他搞了那麼多年，找到了有計劃按比例規律。這個規律，也就是個平衡問題，不過叫有計劃按比例更科學更嚴密。”他還說：“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話不錯。但是不能總讓它不平衡，具體工作應該設法克服不平衡。工業生產各部門聯系很緊密，和打仗不一樣，和土改也不一樣，打殲滅戰行不行得通？”他幾次提到，廬山會議時計委有位同志（指賈拓夫）寫過一篇關於計劃工作中幾個方面的比例關系的材料。他說：“當時這個材料被認為是錯誤的，沒有人看。我認為那個材料很好，現在覺得那個材料還是不錯的。”
1961年，彭總在看了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的黨史講稿后說：“毛澤東同志領導民主革命這一段是正確的，領導社會主義革命也是正確的，就是五八年急了一點兒，快了一點兒。人民公社可不可以重點試辦？普遍辦我看晚一兩年，甚至二三年也可以。”
據伍輝文回憶，他去看彭德懷的次數比較多，與彭總談話、接近比較隨便，在接觸中深感彭總為人正直，態度誠懇，心地開闊，始終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大事。他們見面時，伍輝文主要是聽彭總談。彭總經常自省地說：廬山會議，我那封信起了不好的作用，本來廬山會議是准備糾“左”的，因為我的信，就反右了。我的信影響了及時糾正當時實際存在的“左”的錯誤。與此同時，他也有壓抑不住的心理抗辯，經常說有兩個問題想不通：一是說他“有野心，反對毛主席”。彭總說：我只是有些問題與主席有些不同看法，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二是說他“裡通外國”。彭總說：我對蘇聯很有看法，在石油問題上蘇聯卡我們，那時我們每年能搞到600萬噸油，日子就好過一些。
心系人民 惜民疾苦
彭德懷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心中隻想做一點兒有利於人民的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被當作反面教材受到批判。會后，他給毛澤東寫信表示：“今后有害於人民的事，我一定不做。”當時他還有一句沒有寫出來的話，那就是“如果我還能做些有利於人民的事的話，我願意盡力去做”。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多次向黨校的領導流露並要求向中央反映，讓他到生產大隊去勞動和工作。他說：“我干不了一天，就干半天，現在國內外事情這樣多，大家那樣忙，我這算什麼？”“我還有勞動習慣，到大隊參加勞動，每天掙五分（工分），自食其力，否則成了高薪階層。”“老當寄生虫不是辦法，尸位素餐，心中慚愧。”彭德懷很想到農村，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在一個支部做些工作，搞一些調查研究，有什麼問題就向中央反映。彭德懷說：“如果中央不同意，還要我在這裡，那就把我這裡所有的人員撤去，汽車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個看門的和三間房就行了。我自己能勞動，現在有秘書，一個警衛班，炊事員，司機，看門的，人很多余，浪費很大。”他經常表示，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總要做有利於人民和有利於社會的事，決不做寄生虫。
彭德懷在挂甲屯吳家花園期間，關心群眾疾苦，同群眾打成一片。他經常與附近群眾交談，關心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他們稻子收成如何，工分掙了多少，工分值多少，生活有無困難，等等。他有時約生產隊干部到自己家裡聊天，請他們看電視。當有的基層干部向他表示不願意當干部時，他盡力做工作，勉勵他們好好干。附近農民家裡的老人死了，他親自到靈前吊唁。農民家裡有病人，他用自己的汽車去接醫生。他還花了五六百元買電線杆、電表、電線，讓15戶鄰居安上了電燈。
由於彭德懷平易近人，關心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成年人都親熱地稱他為“彭總”，小孩們都叫他“彭爺爺”。多少年過去后，吳家花園周圍的群眾，一提起他，仍感念不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