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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李大釗。在獄中，李大釗留下了兩份珍貴的文獻資料--《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獄中供詞》是李大釗被敵人審問時的回答，而《獄中自述》則是他以書面形式向敵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釗以國民黨人自稱，從未談及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為何要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寫自述呢？
這還需要從李大釗被捕前的工作談起。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一直在北京負責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工作。192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以后，國共合作以“黨內合作”方式正式開始，李大釗按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要求加入國民黨，擔負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責任。此后，他領導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黨組織，充分利用革命統一戰線，團結各界群眾，擴大革命勢力，促進了北方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統治運動的蓬勃發展，有力配合了五卅運動后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和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視李大釗為“心腹大患”。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段祺瑞執政府緊急下令，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名，通緝李大釗。形勢危急，李大釗考慮到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堅持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並於1926年3月底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駐華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
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佔領北京，加緊對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革命者進行迫害。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就連一些主張進步的報紙主編，如《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也都被殘酷槍殺。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李大釗不顧生命危險，秘密開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斷壯大。自1926年“三一八”慘案至1927年2月，僅北京一地，共產黨員就由三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國民黨員也由兩千多人發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團員也有了很大發展。同時，李大釗組織國共兩黨深入農村，建立農民協會和武裝，使直隸、內〖JP〗蒙古、山西等地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惴惴不安，逐步聯合起來進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獲得帝國主義公使團的默許后，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悍然派兵闖進蘇聯駐華使館，實行蓄謀已久的瘋狂搜捕，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人員和蘇方人員共60余人一同被捕。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州也發生反革命政變。一時黑雲滾滾，白色恐怖籠罩四方。
在這種險惡形勢下，李大釗在生死抉擇面前，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的組織再次遭受破壞。這就需要在恪守原則的前提下，採取靈活的斗爭策略。鑒於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如果李大釗在獄中明確亮出自己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果考慮到孫中山曾與張作霖結成軍事聯盟，國民黨在北方處於半公開地位，張作霖正在拉攏國民黨這層關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與敵周旋，則可以在最大限度內保護被捕同志。所以，李大釗在獄中絕口不談共產黨，卻談國民黨，這是正確運用革命的策略，來反對反革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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