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育英學校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太原市育英學校上小學，有一位老師叫喬本德，曾參加太原市教育局下鄉工作隊。臨行，校領導鄭重交給喬老師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鑒於當時“復雜的階級斗爭”，另配一把手槍防身。后因喬老師在工作隊駐地后山遇狼開槍，從此曾爆出一大新聞——這批工作隊有一位老師還帶著“家伙”。

老師帶槍，正說明了這所學校的特殊性。而真正對這所特殊的學校有所了解，則是1998年以后。當時，我應約承擔了該校60周年校慶紀錄片的編導任務。

戰火中誕生

王佩選是育英學校的老校長，今年97歲，仍思路清晰。他回憶說，1948年3月，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因后勤保障的迫切需要，聶榮臻、羅瑞卿、楊德志、楊成武、耿飚等晉察冀野戰軍（后改19兵團）首長親自組織籌備，將部隊隨軍子女集中在一起，選拔有文化知識的青年指戰員在野戰軍后方留守駐地——河北晉縣西李家庄集中。“一個小木箱子、300元邊區幣，華北野戰軍干部子弟學校就成立了”。此即太原市育英學校的前身，首任校長李佩卿這樣回憶。她是后來授銜的開國上將方國華將軍的夫人，副校長則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

校址設在一個逃亡地主的宅院，擔任教師和保育員的干部戰士，用日軍的壓縮餅干、美軍的罐頭、蔣軍的降落傘等戰利品，來補充學校給養。學校嚴格執行部隊首長對孩子們“穿暖、吃胖、無傷亡”的保育方針，貫徹始終。

建校不久，傅作義軍隊進犯定縣，飛機來轟炸，教職工都佩槍自行保衛學校轉移。老師拉著大的，抱著小的，兩輛馬車拉著給養，歷盡艱辛轉移到衡水。敵軍被擊退后，學校才又轉移回晉縣西李家庄。

1949年初，李佩卿校長在石家見到了兵團羅瑞卿政委和康克清同志，羅政委向康克清介紹說：“她們的學校辦得很不錯，我的孩子在校一年沒有鬧病，學了一年就能給我寫一百多字的信。”康克清聽了很高興，要求學校總結經驗，上報推廣。因此，部隊很多同志都把孩子送到學校，一些非部隊子女也到學校就讀，如冼星海、艾青等人的孩子。

情系志願軍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18、19、20兵團攻克太原。在新民北正街七號、閻錫山五妹子的東花園裡，隨軍的校領導郝治平、陳志平和彭德懷、羅瑞卿、周士第等首長共進午餐。看著東花園宮院相套，長廊環繞，雕梁畫棟，羅瑞卿就在飯桌上提議，將育英學校建在此地，彭德懷同志當即拍板。從此，一直隨軍奔波的育英學校，終於在硝煙散盡的太原城安定下來，開始了半軍事化的學校教育。當時，學校已更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育英學校”。

1950年底，19兵團入朝作戰，常有出征的將士半夜把孩子送到育英學校。有的家長連孩子的大名都沒有交代清楚就匆忙離去，老師隻能用眼前的物件登記姓名，結果一些孩子被奇怪地叫做燈泡、燈罩、糊糊等。直到孩子的父母回國來校，才一一對號認領。

張曉非的父親在志願軍第五次戰役中犧牲。噩耗傳來，張曉非年僅六歲，老師和全班孩子都放聲大哭，英雄仿佛就是所有孩子的父親。另一次看完電影 《董存瑞》回到宿舍，一個男孩子放聲大哭，要求阿姨把董存瑞的名字縫到自己的帽子上。孩子們就是這樣，對革命事業和革命烈士懷著血脈相連的深厚情感。

烈士遺孤馬宇寧，每當放假就被校長、老師接到自己家裡，依舊享受著革命家庭的親情和溫暖。參軍數年退伍后，馬宇寧隻能遣返回“山西軍區軍務處”。后知其父墓址與馬本齋墓並列。那個年代，全校有20多名烈士子女，享受這種特殊的關愛和照顧。

1954年，19兵團司令部撤銷，學校移交華北軍區 （后更名北京軍區），學校先后更名“華北軍區育英學校”“北京軍區育英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