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當年捐飛機

飛機的命名

常香玉所捐的飛機，當時被命名為“香玉劇社號”。這樣的命名方式在后來的中國，除了“毛澤東號機車”等個別情況外，都不被允許。但在全國踴躍捐飛機的形勢下，卻被用得很普遍。這對提高各地各界的積極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當時，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單位都為能獨立捐獻一架能自己命名的飛機而受到鼓舞。北京當時各界就分別發起捐獻“石景山工人號”、“北京鐵路工人號”、“中國店員號”、“北京農民號”、“北京東郊人民號”、“魯迅號”、“教工號”、“人民電影號”等。西安市工商聯號召捐獻“西安工商號”。

山西李順達互助組向山西全省農民建議捐獻“愛國豐產號”和“新中國農民號”﹔上海鐵路局職工代表會議號召全體職工捐獻“上海鐵路工人號”﹔上海頤中煙廠職工捐獻“頤中工人號”﹔皖北地區工人決定捐獻“皖北工人號”﹔皖南地區少年兒童發起捐獻“皖南少年兒童號”﹔中南地區花紗布公司全體職工發起捐獻“中南貿易號”﹔武漢市鄂南電廠職工發起捐獻“電業工人號”﹔武漢工商界發起捐獻“武漢工商號”﹔廣州市各界人民發起捐獻“廣州工人號”、“廣州婦女號”、“廣州學生號”、“廣東學生號”、“廣東銀行號”﹔湖南長沙市居民和工商界發起捐獻“長沙居民號”、“長沙工商號”﹔瀏陽縣立中學發起捐獻“瀏陽號”﹔成都首屆婦女代表大會發起捐獻“成都新婦女號”。

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水利部和民航局職工分別發起捐獻“中國海關號”、“人民水利號”、“民航號”﹔中國圖書發行公司號召所屬單位捐獻“中圖號”﹔中國紡織工會捐款45億元，購置“紡織工人號”飛機一小隊。

這些各地各界為命名飛機捐款的號召和動議，因運動時間有限，究竟有哪些實現了目標，哪些未變成現實，現已無可考証，在朝鮮戰場上也沒聽到把標有這些名字的飛機編入戰斗序列，但捐款的總數和其能折合的飛機數量，卻遠遠超過今天所能知道的命名飛機的數量。

有什麼捐什麼

筆者與某大學一位耄耋教授聊起了“捐飛機”，他說:“那時是全國總動員，有什麼捐什麼。我當時正在念大學，學校像我這樣的窮孩子並不多，多少年都沒穿過一雙完整鞋，經常光腳走路。那年母親給我捎來一雙新做的鞋，我舍不得穿，拿去捐獻，結果學校說最好捐現金，我隻好拿去義賣，得了5萬(相當於5塊)元，捐了。”

當時的中國，抗戰勝利才過去五六年，亡國奴之痛尚未平復，遇上這場“唇亡齒寒”的戰爭，“國家又將有難”的陰雲，很容易使剛“當家作主”的中國人舉國而動。捐獻，是最能體現民情民力的行動，確如這位教授說的，當時是，“有什麼捐什麼”，無論物與力，竭盡綿薄。

一位出版社的老編輯，家裡是馬來華僑。他說，當時他們全家剛回國。他的一位堂哥參加了志願軍，寫信回來說，因為是華僑，首長不讓他們上最前線，但前線的戰士都極為艱苦，已經是正月了，都還穿著單衣，隻能吃到炒面，槍凍得拉不開槍栓，要用體溫來解凍。說家鄉父老們能不能為前線的志願軍做點什麼。這封信全家都看了，他們當時就決定，幾房親戚都搬到一起住，把騰出的房子賣了，買東西捐給前線。當地政府知道了，說不必這樣，有多少捐多少，量力就可以了，房子賣了不符合僑務政策。這位老編輯的堂爺輩分最高，他聲淚俱下，說我家的子侄在前方打仗，讓我們不再做亡國奴，我們不能沒有表示，要不要我們給政府立下字據，這是我們自願做的。最后他們這個大家庭連房子帶首飾，捐了好幾卡車衣服和日用品。

當時孩子捐出早飯錢，新人捐出結婚錢，老人捐出畢生積蓄的黃金、白銀，婦女捐出首飾，甚至孕婦捐出准備分娩的錢。心願都是一個:“買飛機，打美帝”。

一位有殘疾的老工人講起抗美援朝年代自己家鄉的故事:當時他家在一個鎮上。一位老人的獨子到朝鮮沒多久就犧牲了。老人悲憤交加，把自己早就備下的棺材抬到鎮上的市場，寫個紙條:賣了捐大炮。全鎮的人都來了，鎮長流著淚，說，你不能賣，送終的人走了，我們替你送終。老人說，我得賣，哪怕換幾粒子彈我也是對得起兒子。鎮長把棺材蓋打開，往裡扔下身上全部的錢，在場的人立刻涌上去，都哭著往裡扔身上的錢，扔帶來的東西。（黃新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