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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內民主氣氛不濃，“抬轎子、吹喇叭”之風就盛行
如何營造正確決策所需要的“交換、比較、反復”的政治生活氛圍，杜絕“抬轎子、吹喇叭”現象出現呢？陳雲認為，這就需要發揚黨內民主的優良作風。他說：“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陳雲文選》第3卷，第270頁。） 這種認識，是陳雲長期工作經驗的總結。如他指出，延安時期開展整風運動，大家可以面對面地指名道姓，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創造了濃厚的民主氛圍，實現了全黨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局面，對於團結全黨、凝心聚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9年1月，陳雲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后，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就提倡營造一種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並且認為“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遠這樣做”。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也積極營造這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並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干擾，后來“我們黨很多年沒有實現這樣一種政治局面”。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嚴重干擾和破壞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給黨和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1982年6月24日，陳雲在審閱中共十二大報告討論稿反思“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深層原因時，指出：“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與之相聯系的是，到處都出現了一些“抬轎子、吹喇叭”，“幫倒忙”的人。陳雲指出，地方上有些人，他們或許出於對領袖的衷心擁護和真誠愛戴，對黨的領袖產生了迷信和盲從。當毛澤東同其他中央常委同志有意見分歧時，這些“抬轎子、吹喇叭”的人，因為不願獨立思考，或缺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問題不加分析、不加思考，盲目聽從。久而久之，不同意見、不同聲音就逐漸消失。在這樣的環境中，主要領導同志就真的以為“空氣很好”，難以從另一方面、另一角度看問題、想事情了。陳雲分析說，這些“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絕大多數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經驗。”“大家都沒有經驗，幫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謹慎。”（《陳雲文選》第3卷，第242頁。）大家都去“抬轎子、吹喇叭”，就會致使黨的領袖誤認為自己的意見有群眾基礎，是正確的，從而作出片面的甚至錯誤的決策，給黨和國家生活造成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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