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對近代中國的個性化解讀

胡繩對清朝政府閉關鎖國政策的分析是有意義的，確實是內外兩個原因影響了中國，使中國錯過了“柔性”進入世界的機會。這是非常可惜的。

清政府的決斷或許有自己的理由。但英國人以及西方各國卻不這樣認為，他們信奉貿易自由原則，不會輕易接受中國這樣的閉關鎖國。中國政府對貿易的統制與限制，在英國資本家看來，便是他們開辟遠東市場的巨大障礙。如果不能打破這個障礙，遠東其他國家也會仿效。所以，胡繩認為，即便沒有林則徐1839年嚴禁鴉片，戰爭依然會在別的借口下發生。胡繩的這個猜測是對的，中國與外國的僵持需要一場戰爭去打破。

戰爭的結果是《南京條約》及其相關聯的一個比較完整的條約體系的形成。對於這個體系如何評價，一百多年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胡繩認為，這個體系表示著清政府在戰爭失敗后自動作出一連串讓步，資本主義各國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由此建立了穩固的基礎。清政府內部負責外交事務的伊裡布、耆英等，已漸漸失去過去自負不凡的驕態，此后所考慮的只是如何滿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喪失自己的“面子”。

為什麼說從胡繩的這部著作看到十九世紀以來主流的敘事手法漸漸成型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原本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歷史性機遇闊步走向世界，慢慢將一個農業文明轉變成以農業文明為主，而又兼容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復式文明形態”。然而，清政府沒有這樣做。中國在渾渾噩噩中浪費了20年。

就在這個時候，在鴉片戰爭結束不到10年的時候，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英法美三國在與太平天國進行聯絡之后認為，為了他們的自身利益，各國應該在太平天國與清政府之間選擇中立，不介入不偏袒。對於帝國主義的“中立”政策，胡繩評論道：外國人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自然是應該的。如果當時各國是在道義上同情太平天國，而在實際行動上則承認雙方為對等的交戰團體，力避干涉中國內戰，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公平的選擇。

但胡繩並不完全這樣認為。胡繩指出，我們必須進一步看出當時各國“中立政策”的實際意義，決定各國政策的出發點不是中國的政治進步，科學發達，而是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所以選擇中立，只是為了要觀察一下，看清究竟用什麼方法利用這一復雜局勢為自己取得更多的利益。

各國政策的出發點是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有什麼錯嗎？隻要各國沒有利用別人的內亂損人利己，不是一個中國最應該期待的政策嗎？

其實，胡繩所遺憾的不是各國的“中立”，而是他們為什麼沒有支持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胡繩說：“太平天國方面，對待外國侵略者，雖然還不能恰當地運用革命的外交政策，但天然抱著革命的人民的氣節，並沒有一點媚外的表示。外國人雖然希望太平天國能開放全國，全部容納外國人的要求，但他們並沒有從太平天國的領袖得到任何確實的保証。”這個表達顯然高估了太平天國的覺悟，這是作者的理想，而非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決斷。

胡繩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動因，是因為清政府雖已願意對外讓步以求全力對內作戰，但清政府所應許的讓步還不夠使外國侵略者滿足，而隻足以鼓勵他們的欲求。同時，也決不是因為各國同情太平天國，所以才發兵威脅清政府。恰恰相反，這倒是因為各國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國未必能盡如其意，寧可還同清政府打交道，其用兵是為了使清政府更為馴服。

確實，胡繩將清政府、太平天國與外國勢力三方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分析是對的，但英法聯軍執意北上，可能與太平天國並沒有太大關系。事實上，英法美三國在與太平天國進行聯系的嘗試失敗后，三國已近乎徹底放棄了與太平天國聯合的想法，更沒有利用太平天國形成三角關系的企圖。英法聯軍執意北上就是要讓清政府兌現《天津條約》中擴大開放的承諾，就是要與中國構建真正意義的近代國家關系。第二次鴉片戰爭確實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這在戰后簽署的《北京條約》中有比較含蓄的表示。

胡繩期望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帝國主義能夠幫助太平天國干掉清政府。這種想法可能與當時胡繩所屬政治背景有關。其實，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太平天國與“共產革命”風馬牛不相及，洪秀全說到底不過是傳統社會一個魯莽的造反者，如果計謀超群，比較幸運，或許能改朝換代，但無論如何與“共產革命”不可同日而語。

胡繩的研究極富啟發，由此我們看到十九世紀以來主流的敘事手法漸漸成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