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對近代中國的個性化解讀

作為著名的近代史專家，胡繩發表過大量有主流意識形態特征又兼具個性的近代史著作，追根溯源，他的敘事手法和解讀歷史的方式，都源於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胡繩著

最近，重讀了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這本小冊子1948年在香港生活書店首次出版，后在北京多次再版，被譯成英、俄、德、西班牙以及日文出版，其影響力由此可見。這本小冊子貌不驚人，卻以宏大敘事手法比較全面深入研討1840年之后的中國政治，對於這段歷史給予了非常個性化的解讀。

為什麼說《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胡繩的代表作

1949年后，胡繩長期擔負理論宣傳責任，繼續中國近代史研究。1950年代發表《中國近代史提綱》、《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等，既具個性化又兼具主流意識形態特征。其實，追根溯源，胡繩的這些解釋，都來源於《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不僅是胡繩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石之一。胡繩在這本書中所要說明的主題隻有一個：帝國主義怎樣在中國尋找和制造他們的政治工具，他們從中國的反動統治者與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幻想曾怎樣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等等。

在北京第六版序言中，胡繩描述了這本書的寫作背景。他說，1947年的中國，是中國政治大變動的前夜，共產黨領導的戰爭已經進入一個偉大的轉折時期。這就像毛澤東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實際上是按照毛澤東這個提示，解釋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系，是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胡繩的這本書隻寫到1924年，而且由於作者當時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者，具有青年寫作者的普遍弱點，掌握的資料也非常有限，時間也比較匆忙，因而疏漏以及論述不充分在所難免。評論界對這本書有褒有貶，在充分肯定其原創性的同時，也善意指出其主要缺點，即對社會經濟條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對於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統治和中國社會各階級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沒有深入地從經濟條件上給予說明，只是做一些概念化分析。

胡繩怎麼看待近代中國問題產生的原因

胡繩認為，近代中國全部問題就是因為西方勢力東來，而西方勢力東來，主要因為產業革命。在他看來，英國人十八世紀之前在東方還是比較規矩，雖然所到之處，對於過著落后經濟生活的人民進行搶掠以及其它暴行，但對於遠東這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大帝國還是心有畏忌，不敢太過放肆，隻在可能范圍內進行掠奪、欺詐性貿易。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之后，英國人的做法就不同了，新型工業資本家憑借巨大財富、實力向外拓展，好像他們此時隨著技術手段改進，生產力提升，有著永遠推銷不完的產品，總想著讓這個龐大帝國成為自己的市場。

英國需要中國這個龐大市場，中國就開放這個市場不就行了嗎？開放市場，並不只是對英國有利，對中國產業換代、提升，也是一個非常重要機會。清政府為什麼沒有這樣做，為什麼在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斷然拒絕了呢？胡繩從兩個方面解釋了清政府的心態、決策困境：第一，清朝閉關鎖國政策是對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海盜商人不法行為的一種合理答復﹔第二，清朝政府此時這樣做，又是因為保衛自己政權的需要，因為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外患”往往與“內憂”同時出現。作為一個周邊族群，滿洲人趁著明王朝內亂入主中原，奪得政權，因此滿洲人從自己的經驗，更是深謀遠慮地防御著來自遠方不相識的勢力，尤其是在滿洲人統治不穩的時候，其防范也就勢必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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