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國當代史的學科建設與研究困境

經常有人問我，你們怎麼做中國當代史？“百年之內無信史”，你們做的是不是史家的路子？認為隻有在歷史發生很久以后才去做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這實際上是個錯誤觀念。中國傳統的史學著作，最經典的就是二十四史了。二十四史中寫得最好是的前四史，可以說基本都是當代人寫當代史。著名的史學大家，都不回避當代史，而且還鼓勵搞當代史。司馬遷寫《史記》，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觀，就是強調要把歷史通到當代，落腳到當代，否則就會看不清歷史的變遷軌跡。
　　中國當代史研究這幾年發展很快，正進入方興未艾的境地，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領域。民間研究隊伍發展很快，學術影響力不斷擴大。但是，中國當代史起步比較晚，是歷史學的一個幼稚學科，要完善自己的學科建設，這是一個篳路藍縷的過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我們做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大概一半是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走出來的，一半是從傳統歷史學直接走過來的。但不管是出身如何，搞黨史的也好，搞革命史的也好，搞古代史的也好，轉搞中國當代史研究都是新領域，首先遇到的就是史觀的更新和方法論構建的問題。
　　我一直從事的是中共黨史的研究，從時段上說也是屬於中國當代史這一塊，原來認為無非是一個研究方向的轉換，但真正研究起來才感到兩者差別還是很大的。史觀、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立場、敘述語言，都得有一個轉變。而最根本的轉變，就是向歷史的實証研究的轉變。大家都知道，中共黨史雖然說是“史”，但在學科上屬於政治學，拿的是法學學位。這是由於中共黨史學科政史合一的雙重性。過去的傳統黨史純粹是宣教之學，屬於公共政治課體系。在改革開放以后，出於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政治需要，黨史界開始做了一些實証研究，澄清了一些過去黨史上的重大問題。但是，黨史研究只是政治史的一部分，研究領域相對較窄，且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限制很多。官方黨史有著明確的“資政”立場，歷史為現實服務，而且近年來越來越有為現實政策做注釋的功利主義趨向，議論文章多而實証文章少，學術影響力反不如20世紀80年代。
　　一般來講，做黨史研究基本都是做政策梳理，著重於政策的決策過程，是粗線條的研究。研究者很難看到原始檔案，結論往往是不証自明的。而做當代史研究，則是要全方位地反映這段歷史，綜合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軍事史等方面，研究取向更關注於社會底層的生活，更強調政策的貫徹和實施效果，圍繞事件進行實証研究，這個轉換，就需要學者們把研究視野下沉，運用實証方法研究歷史。研究視野一往下沉，史料是不成問題的，歷史的豐富性也就顯現出來了。同樣的一個中央政策，各地貫徹執行的效果是很不同的。在甲地是一個樣子，在乙地會是另一個樣子。例如都是執行“大躍進”的政策，地理氣候條件也都差不多，為什麼這個地方死人多，那個地方就死人少？這就是問題。
　　從革命史轉過來的也有類似的問題。研究1949年以前的歷史，史源條件是多元化的。有中共方面的，有國民黨方面的，有第三方的，還有國際上的，信息的公開性強，史料的參照系比較完整。而1949年以后的歷史，史源條件是一元化的，信息的公開性差，輿論千篇一律，史料的參照系很不完整。而且隨著社會控制的強化，虛假信息增多，信息的兌水量增大。例如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在反右派運動以后，反映負面問題的信息大減，正面報道的信息大增，幾乎與公開報紙無異。由於這個時代的信息特殊性，加之特定的意識形態表達方式，需要有不同於過去的解讀史料的專門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