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不曾著書的梅光迪

到1916年初，胡適又與梅光迪圍繞“要須作詩如作文”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梅光迪致函胡適:對於“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頗不以為然”，因為“詩文截然兩途”。任叔永的信也竭力反對胡適的意見，認為胡適這一主張僅是強調“以‘文之文字’入詩”。對此，胡適於7月22日又寫了一首打油詩答梅光迪，而且全詩皆用白話寫成:“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梅光迪讀罷，又來信諷刺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任叔永也站在梅光迪一邊，致信胡適說:“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梅、任認為白話文可以寫小說，但不可作詩。胡適卻不服氣，他致函任叔永說:“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而在吾輩實地試驗。”胡適還聲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而決意“練習白話韻文”，“新辟一文學殖民地”。事實上也是這樣，從當年8月起，胡適中斷了與梅光迪等人之間的爭論，正式開始白話詩的寫作。到8月23日，胡適就寫下了著名的白話詩《蝴蝶》。

胡梅之爭的影響十分巨大，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前奏。

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的對壘

胡適於1917年歸國，倡導文學革命，在國內引起極大的反響。時在美國的梅光迪早已按捺不住，終於在1919年10月回國。不久，梅光迪倡議舉辦《學衡》雜志社，並拉吳宓、湯用彤加盟，這時“胡梅之爭”升級為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的對壘，成為永載新文化運動史冊的重大事件。

回國之初，梅光迪在南京高師暑期學校上，大罵提倡新文化者。這一時期，他留下兩本生前未曾出版的講義，一為《文學概論講義》，一為《近世歐美文學趨勢講義》。根據《文學概論講義》筆記記載，梅光迪認為“近人”(指李大釗、周作人等)提倡平民主義，反對知識階級，“此殊大誤”，“白話詩文降格以求，實不明文學真義”。針對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梅光迪則說“一二年來，由少數人之提倡曰有新文學之產出，於是舊文學大為之震撼，至‘新文學家’詬舊文學為死文學，為謬種流傳，則多屬無稽之談。”

章衣萍在《胡適先生給我的印象》中回憶了梅光迪講課的情形:“那年的夏天，東南大學辦了一個暑期學校，請了胡適到南京演講……他那時講的是‘白話文法’與‘中國哲學史’。那時梅光迪也在暑期學校講‘文學概論’。他在課堂上大罵胡適。記得有一次，梅光迪請了胡先骕，到課堂上講了一個鐘點宋詩，胡先骕也借端把胡適大罵。但那時的學生，信仰胡適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論宏議，似乎沒有幾個人去聽。高語罕那時也是暑期學校的學生，就在課堂上同梅光迪吵過嘴。”

或許，胡適代表了當時的那個時代，因此“那時的學生，信仰胡適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論宏議，似乎沒有幾個人去聽。”在這種情景下，梅光迪有一種“失敗了的英雄”的味道。但時間是公平的，在歷史的天平上，梅光迪與胡適有著相同的分量。在新近出版的《梅光迪文存》中，樂黛雲作序稱:“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構成了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啟蒙，把文化保守主義置於文化啟蒙運動之外，甚至把他們作為對立面而加以抹殺，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