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陳獨秀

《陳獨秀全傳》是陳獨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回答了人們關於陳獨秀的種種問題和疑惑，也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觀點和視角。作者以珍貴秘檔，詳盡梳理了陳獨秀一生思想發展的脈絡，並展現了他與國共兩黨、與中國革命復雜糾結的歷史關系。主要內容包括：一、家世、早年經歷及感情生活﹔二、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在任中共領導人期間的貢獻與錯誤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三、與托派的關系，相關主張和活動﹔四、與國民黨的關系﹔五、文字學等純學術研究。

關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主張、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對大革命失敗所應承擔的責任，書中都有充分的討論，並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判，既不栽贓，也不開脫。有關陳獨秀后期與托派結合的問題，本書做了清晰梳理。8月12日，該書出版座談會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舉行，唐寶林談及了自己的研究，著名黨史專家陳鐵健等人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與康有為、孫中山不一樣的陳獨秀

唐寶林

大家知道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已經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人民受到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嚴重的壓迫、剝削、困難深重，於是就出現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努力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但是我感覺到陳獨秀和這些人比較起來有一些特殊性。簡單來說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想走日本和英國的強國道路，孫中山發動革命走向共和，但他們都失敗了。孫中山由於1925年正在高潮的時候出師未捷身先死，所以由蔣介石來繼承他的遺志，蔣介石適應了歷史潮流，北伐統一了中國，他們的強國，主要都圍繞著使中國強大起來的奮斗和探索。

但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還是應當要富民，使得民眾幸福起來。陳獨秀的特殊性就在於他從參加革命開始就強調人權和富民的問題。

大家知道他探索的特殊途徑有三個特點，一是他把國家和人民聯系起來。他在1904-1905年主編了《安徽俗話報》，認為中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國民性落后，每個人隻知有家，不知道有國。

二是把強國和保護人權、富民聯系起來。陳獨秀提出來一個新觀念，近代國家是為個人謀幸福的團體，國家應該為人民謀幸福，而不是剝削、壓迫和鎮壓人民，這樣的國家才是進步的國家。他從第二年開始就把這個具體化了。陳獨秀提出，國家如果不能為人民的幸福而建立的話，這樣的國家隻會鎮壓剝削人民。

后來，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開始建立共產黨，然后就開始領導革命，胡適就和他決裂了。但是很遺憾，他領導的共產黨完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他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服從斯大林。在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他沒有體會到任何的民主，他在大革命過程中和共產國際發生過許多沖突，后來証明他不一定對，但共產國際都是完全錯誤的。他幾次表示反對都被壓制了，最后失敗，還必須讓他承擔責任，他也不得不忍下來了。

還有一個問題他看到和親身體驗到了——這個共產國際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黨內也缺少民主，他本身以為共產國際有民主，但他一次次被壓服了。黨內有不同意見，說他家長主義，他其實也很難受，他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到晚年，1934年12月蘇聯基洛夫被刺殺以后，斯大林開始大批屠殺列寧時期的領導。陳獨秀從1936年又開始思考這個制度。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究竟能不能給人民帶來人權和幸福。陳獨秀明確說，托洛茨基當了斯大林的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如果不從制度上改變這個國家，僅僅反對斯大林一個人，那麼斯大林倒了，無數個斯大林就會從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后來的歷史完全証明了他的思想多麼正確。他又重新把原來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要求人權和保衛人民幸福的思想做了提高。總之，陳獨秀的思想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和前面幾個先進分子的探索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