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長征組歌》送他遠行
《長征組歌》第八曲：到吳起鎮
周總理與《長征組歌》全體演員合影
左起：生茂、唐訶、肖華、晨耕、遇秋1964年攝於杭州
李遇秋與他的手風琴
《長征組歌》演出劇照
6月15月晚，我應朋友之約在風景如畫的北京房山十渡參加一個活動。正當我興致勃勃地舉杯祝賀時，手機突然響起，上面顯示是作曲家遇秋同志家裡的電話號碼。我想，離八一建軍節不遠了，可能老李又約我為《長征組歌》的紀念演出寫報道。當我按下接聽鍵時，手機中傳來的卻是他夫人王老師的聲音，我心裡突然閃出一個不祥之兆……她語言沉重告訴我：遇秋因腦部疾患，手術后一直處於病危狀態，於6月14日病逝。
聽到這消息我腦中一片茫然，再無法抑制住悲痛，心就像被銳器猛然扎中似的……此時，我又想起了《長征組歌》，想起了去年他對我說的話：“我們這幾個《長征組歌》的曲作者都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長期在戰友歌舞團擔任作曲和領導工作，過去一直合作得很好。不過，晨耕、生茂同志因病猝然去世，唐訶已90高齡長期居住在青島，現在還能活動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可是讓人沒想到的是，他竟這樣匆匆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所鐘愛的事業，以至於我沒能夠見上他一面，沒能與他說上最后一句話。
遇秋帶著對音樂創作、對《長征組歌》的無限戀眷之情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他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音樂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輩，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身手不凡的師長。他的離去勾起了人們無限的追思。
三平方陋室寫《長征組歌》總譜
1965年初春，上級交給戰友文工團總團副團長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項重任，為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上將的《長征組詩》譜曲，並希望將來能夠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在軍營廣為傳唱。他們3人經反復商議后，決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別譜曲”，然后進行了分工。
陽春四月，《長征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於是晨耕三人加上隨后調來的唐訶，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養病的肖華匯報了《長征組歌》的創作進程。4個人邊說邊比劃邊唱，當匯報到合唱段落時，唐訶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華聽后覺得滿意。接下來，這位紅小鬼出身的將軍詩人不顧疾病纏身，抽出了10個上午給他們4個人“上課”。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雖然聽過多遍，可從將軍口中說出，卻是“別有一番風情”。肖華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潸然淚下。說到四渡赤水戰斗時，肖華繪聲繪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場面。李遇秋后來回憶說：“肖華將軍對長征精神的解讀，為我完成《長征組歌》的后期創作及幾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從杭州回京后，就該寫總譜了。這個重任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憶說：“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創作環境就是在戰友文工團的一間隻有3平方米的陋室裡進行的，當時沒有電扇，更沒有空調，屋裡熱得像個‘鍋爐房’。那時全仗著我年輕，體力充沛，幾乎沒白天沒黑夜地在寫，有時熱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陣’隻穿個褲衩，雙腳泡在涼水盆裡，身上隻披著一塊濕毛巾……”
有一段時間，每當夜深人靜時，遇秋經常想起紅軍長征時那一幕又一幕動人的情景，有時邊創作邊落淚，淚水和著汗水浸透了一頁頁稿紙。他回憶說：“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無法入睡。經常會產生出一種幻覺，一閉眼仿佛就能看見很多紅軍戰士就圍在我床前，他們一個個瞪大眼睛，大聲地呼喊著‘李遇秋啊李遇秋，我們都犧牲了，沒有來得及看到新中國誕生。如今你還活著，你不寫誰來寫？你一定要把這一切寫好，我們等著你呢……’”。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風雪夜翻過山坳坳，也曾幾天吃不上飯，靠野菜、野果來充飢，也曾從日寇的“圍追堵截”中死裡逃生……就這樣，他充分發揮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術”的優勢，在長征精神的激勵下，兩個月后，《長征組歌》一氣呵成。
音樂總譜拿下后，排練時又遇到新的問題。當時，戰友歌舞團搞聲樂和器樂的加在一起總共不過30人，根本無力去完成這一多聲部大型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團領導隻好決定從其他部門和單位借來了40多人，人雖然夠了，但其中很多人還不熟悉五線譜，隻好一邊學一邊唱。遇秋在作品中相當一部分採用了“復調”的手段去表現音樂形象，那時，連專業合唱團體都很少用“復調”去演唱，因此用“復調”去表現和演唱《長征組歌》就更難了。遇秋回憶：至於當時樂隊的情況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陣“改革樂隊”的風，幾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樂器，隻留下了一些簡單的民族樂器。遇秋隻好採取有什麼用什麼的辦法，來了個中西樂器大合奏，沒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還不錯，既悲壯又鏗鏘。在那個年代，他是頂著一股壓力，不怕別人指責他“貪大求洋”。
1965年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6周年、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之際，《長征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轟動，之后，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傳遍了全國。每次演出結束時，很多觀眾還久久不肯離去，他們紛紛涌向后台，把出口處堵得水泄不通，爭著要看“紅軍”的風採。當時那種火爆的場面不亞於今天追星族們的那種狂熱。
從小八路到音樂家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澤縣，幼年喪母，靠父親行醫維持生計。少年時代，他就聽進步教師講過“朱毛帶領紅軍萬裡長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民黨官員聞風而逃，冀中平原一時大亂。1938年八路軍進村后，立即發起“抗日救亡”的宣傳高潮。遇秋的兩個哥哥跟著八路軍上了前線。1940年，11歲的遇秋也進了“抗中”學習。在經歷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后，他也學會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還參加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稱為“快活的百靈”。這些影響了他一生的創作。
1944年秋，15歲的遇秋通過地下黨到了解放區，在部隊衛生所當上了衛生員。他經常在勞累了一天后傍晚時獨自一人跑到小樹林裡，用“女高音”扯著嗓門唱起蘇聯歌曲。這一唱就招來了幾位“採花人”。原來，“抗敵劇社（戰友歌舞團的前身）”的藝術家們正在此“採風”呢！經過一番“死纏爛打”，遇秋總算是端上了“文藝”這飯碗。但是，“文藝”這碗飯可不是那麼好端的。不識譜、不懂戲又沒多少文化底子的遇秋，光憑著一副好嗓子，怎麼能在舞台上站住腳呢？就在領導琢磨著要將他調走時，有一天，他忽然瞅見擱在角落裡的一把手風琴，於是他壯著膽子試了試，居然把一首歌拉了下來，他果然是棵“好苗苗”。於是大家便教他識譜，拉手風琴……
1945年，李遇秋終於進入了抗敵劇社。
進入抗敵劇社后，李遇秋才真正懂得了“業余愛好”和“專業”之間的差別。他不識簡譜，不會樂器，對文藝理論一無所知，童聲的嗓音跟別人“不搭調”。在困境中，他學著演話劇、跳舞、搞打擊樂、打霸王鞭、寫標語、輔導小學生的文體活動。就在別人對他即將失去信心的時候，卻發現他已學會了簡譜，並能相當熟練地拉手風琴。就這樣，他最終定位在樂隊，當了一名專職手風琴演員。直到晚年，遇秋在手風琴教學、作曲方面也是一流的。
解放戰爭中，遇秋以手風琴為武器，拉著手風琴，跟隨著隆隆的坦克車一路開進了北平。
1950年秋，組織上送李遇秋到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他沒有辜負領導和同志們的厚望，刻苦攻讀，努力鑽研。6年后，帶著優異的畢業成績重返工作崗位。這時，他的作曲水平有了質的飛躍，完全具備了獨立完成音樂作品的能力。
1957年畢業回團之后，李遇秋便以專職創作人員的崗位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之中，每年要寫七八百頁的總譜，而能保留一年以上的作品卻寥寥無幾。經過幾年痛苦的摸索，他適應了這個環境，在完成各項突擊任務的間隙，還寫出了一些較細膩的、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七重奏《王二小的故事》、大提琴協奏曲《鄂爾多斯》、手風琴二重奏《草原輕騎》等。
人們對《長征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猶聞在耳，他坦言：“隻有厚積薄發才能一氣呵成，否則，我是無論如何也拿不下《長征組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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