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
西南聯大校門
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曾設想組成東南、西北、西南三個聯合大學，以拯救淪陷區高校，維持戰時高等教育，既有聯合辦學的實際考量，亦有共赴國難的象征涵義。不過，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后分，唯有西南聯大苦撐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當局當然不會坐視碩果僅存的“教育合辦事業”就此解體。
西南聯大首當其沖要面對的就是吃飯(經費)問題……
“分校”之聲再度響起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組成，三校之間關系如何，將決定西南聯大的命運。當年一些清華人就認為，“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來，這一聯(合)，清華是劃不來的，反面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佔了壓倒的優勢”(傅任敢語)。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由三校校長組成的常委會，大部分時間是由梅貽琦擔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務。
這並非僅僅是君子之間的謙讓或梅貽琦年齡最輕理應多負責任，而是一種實至名歸的自然結果。南開校長張伯苓常駐重慶，參與國民參政會事務，兼理南渝中學，大學事宜委諸秘書長黃鈺生教授代理，黃乃清華畢業。梅貽琦則是南開學校首批學生，對伯苓師執弟子禮，而張伯苓、張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過清華學校教務長，兩校之間有著“通家之好”的淵源關系。故而南開方面始終平靜如水。
北大則不然，校長蔣夢麟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當時均在梅貽琦之上，雖然蔣校長秉持“對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態，刻意維系大局，但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全然不顧。問題在於，業已習慣以“最高學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體對聯大體制下的“邊緣化處境”，顯然難以安之若素。蒙自分校時期，北大師生即有“獨立”吁求﹔1940年日軍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諭令聯大遷移入川，在走留之間的爭執中再度響起“分校”之聲。
可知聯大體制最初並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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