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華
其次，以博愛為主旨的紅十字人道主義，在國人的心靈深處完全可以激起共振共鳴。中國文化中素有“仁”的傳統，所謂“仁者，愛人”，其實就是博愛，孔子的“泛愛眾”，墨子倡導的“兼愛”，都是對“仁”的最好詮釋。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當地稱“博愛之謂仁”。仁與博愛，“仁道”與“人道”名異實同。有趣的是，在日內瓦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博物館，一進門就有一塊用隸書書寫的警示牌：“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恕道”被視為紅十字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來源，更能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與“紅十字精神”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既然如此，紅十字登陸中國，被中國人所接納，就沒有不可逾越的社會心理障礙。紅十字相對其他五花八門的“西學”，更容易在中國傳播，更容易被中國人所認可、接納。
其三，紅十字會與中國本土的善堂（善會）頗為相似，或者說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善堂是一種慈善組織，它的職能就是“行善”“所行善舉，則育嬰焉、恤嫠焉、施棺焉、掩埋焉，冬則施衣，夏則施藥，地方之窮而無告者養生送死之事，皆於是賴焉，凡此善舉，無論通都大邑、城鄉市鎮之間，皆大略相同”（《論清查善堂事》，見《申報》1897年3月15日）。這些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之事。當紅十字走近中國之時，人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而“拿來”為我所用，或者與善堂“融通”，並不感到有什麼不自然，1899年成立的中國施醫局、1900年出現的中國救濟善會等，紛紛擎起紅十字旗，可視為這種“融通”、嫁接的結晶。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3月26日，中國駐美使臣梁誠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還說紅十字會“命意略如內地善堂，以拯災恤難為義務”“各省善堂成效昭著，董其事者，富而好善”，可以“兼辦（紅十字會），可毋庸另設會所”。但紅十字會是全國統一的社會團體，善堂是地方性的慈善組織，如何加以協調？梁誠建議：“以京師善堂為總會，復於行省商埠酌設分會。平時施醫贈藥，兼辦軍醫學堂，戰時防病療傷，責令隨營照料。”（《駐美使臣梁誠陳請成立中國紅十字會奏稿》，《歷史檔案》1984年第2期，第40頁）把善堂改造成紅十字會，把紅十字會比附善堂，或合二為一。這些行動和言論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人們對紅十字的本質還缺乏深刻的理解。不過，“似曾相識”的感覺，使認識的鴻溝不復存在，善堂為紅十字走進中國，架起了一座橋梁。
其四，現實的呼喚。救死扶傷是紅十字會的天職，特別在現代戰爭中，作用獨特，“故軍事一起，無不受此會之大益”。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內憂外患，對內戰爭、對外戰爭連年不斷，更需要紅十字的人道關懷。孫淦在《呈請裕欽使轉咨總署奏設紅十字會稟》中大聲疾呼：“我國以堂堂大邦，文教之隆，甲於大地。近歲海疆多事，軍興頻仍。而數十年來，未創此會，行伍疾疫，未嘗預防，士卒傷夷，委之而去。中東事起，萬國總會亦嘗派員醵金馳往，惜我國未有此舉，不能聯絡，坐令日人得沾此利。至軍書旁午之際，不敷調遣，將帥彷徨，束手無策。夫用兵者，用其氣而已。軍中防病有術，療傷有法，則士卒有恃無恐，勇氣百倍。苟反其道，軍心一餒，則立蹶焉，此固兵家所大忌也。”面對現實，“中國亟宜創興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第4—5頁）。可以說，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和連綿不斷的戰亂給紅十字的興起發展提供了社會空間和時代需求。基於上述原因，紅十字會之能較快取得國人信賴而在中國“創興”，也就不難理解了。（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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