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雅萍
《新青年》雜志創刊后，在大力宣揚“民主”與“科學”的同時，還連續刊登文章，發起“漢字改革運動”。錢玄同、陳獨秀、吳玉章、魯迅、蔡元培、瞿秋白、傅斯年、胡適等人紛紛參與討論，提出“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以及“繁體字改簡體字”等主張﹔《湘江評論》《晨報副刊》《新社會》《太平洋》《獨立周報》等刊物也積極推波助瀾，使漢字改革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於更大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自1918年起，著名音韻學家錢玄同陸續在《新青年》雜志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漢字革命之討論》《羅馬字與新青年》《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等文章。他提出，如果漢字不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那麼要在廣大平民中開展文化教育普及活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謂“國語”也決不可能獲得統一。因而，他提出“漢字革命”甚至“廢除漢字”的激進主張，引起學術界和教育界對這一問題的熱烈討論。錢氏在提出文字改革的諸多理由，即漢字本身有很多缺點或局限，如他批評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初學者認識與書寫﹔漢字的字義含糊，往往一字多義﹔文法也不夠精密，有很強的隨意性﹔漢字的字形已經固定，新生事物及新的理念等名詞一無所有，不可能出現新造字﹔更重要的是漢字記載孔門學說，是維護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綱常名教的載體，不能適用20世紀之新時代。廢除漢字以后可以採用人造語（Esperanto，即世界語）以取代漢字和漢語。在從漢字向世界語過渡期間，可暫且借用英、法等文字語言作為補充。
從思想上來講，錢玄同並不贊同全盤西化論，他提出上述觀點並非空穴來風，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與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動相關。我們從史料中可以看到，幾乎與此同時，學界名流李石曾、傅斯年、褚民誼和吳稚暉等人也陸續發表文章，提出“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的主張。如瞿秋白就曾指出，漢字必須羅馬化，要根本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傅斯年在當時也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認為漢字確實非常難認、難記、難寫，而且效用很低，遠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方便。錢玄同與其他學者似乎達成這樣的共識：“中國文字，遲早必廢”。
這些相對激進的主張在當時的文化界和教育界產生很大影響，有人鼓掌叫好，質疑和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新青年》雜志分明感受到了較大壓力，陳獨秀很快就在該雜志發表文章為“本志”開脫。他說，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隻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對他隻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見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參見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號）同時，他也提出這樣的疑問：文字與語言是直接相關又有區別的，如果漢字能夠加以廢除，那麼漢語如何改變呢？是否可以先廢除漢字而保存漢語，給文字改革一個緩沖和過渡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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