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遠
燕京大學盔甲廠時期(1919—1926)，校長司徒雷登與教職工的合影。
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燕京大學“教會大學之首”、“世界一流大學”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是到底從哪一年起，燕京大學才可以稱得上是一流大學？燕京大學歷史研究專家陳遠先生最近在他的《燕京大學1919—1952》一書中，為我們還原了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一刻……
“燕京大學從哪一年開始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有割斷歷史的危險，因為在燕京大學的發展史上，向一流大學邁進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非突變。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謹慎地認為，1928年，可以說是燕京大學確立起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一年。
其一，是因為燕大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舉行的考試中的表現:192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14個私立大學的特別考試，兩個燕大的學生得了最高分，而學校一、二年級水平和不及格人數與其他大學相比較，燕大也處於最好的水平。其二，是因為在同一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結果燕大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並認定燕大的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
燕京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另外一個標志性事件，是至今仍在運行的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
哈佛結緣燕京:
出於偶然，始於競爭
哈佛與燕京的結緣，出於偶然，始於競爭。
燕大組建不久之后，司徒雷登在為學校募捐的過程中得知美國鋁業大王霍爾去世前留下遺囑，其遺產除了留一部分給親屬外，其余部分一分為三:三分之一捐贈給鋁的發現者所在的奧柏林學院﹔三分之一捐贈給南部各州的中學﹔其余三分之一捐贈給美國人在亞洲和巴爾干地區創辦的高等學校。
當時凡是有資格獲得遺產的學校都提出了申請，甚至連一些不夠資格的學校也在想方設法地試圖碰碰運氣。而該遺囑的執行人之一阿瑟·戴維斯恰巧是燕大副校長亨利·盧斯的朋友。燕京大學當然不肯錯過這樣的機會，亨利·盧斯安排司徒雷登和阿瑟·戴維斯在紐約共進午餐。關於那次經歷，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中有極為生動的敘述:
戴維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問我，我也完全知道他這樣做是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裡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隨后，戴維斯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就動身去巴黎，但是我會同意我同事的意見(約翰遜先生已經答應給50萬，如果他能使戴維斯先生信服的話)。不過，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擾我們。你回去，辦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到時候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再見。”過了一年左右，當我再次見到約翰遜先生時，他說:“我們已經決定給你100萬。是的，我們一直在觀察你，我們打算把數目增加一倍。”后來，我提出切實理由，要求他們把數目增加到150萬，他們同意了，然而，我卻又因此經歷了一次難堪。
做完亞洲的分配之后，霍爾基金的賬面上還存有大約450萬。哈佛在此次申請中雖然也極力想分到一杯羹，但是卻因為不符合條件始終沒有成功。關系千萬重，哈佛企業經營管理學院的院長，恰巧是約翰遜律師的大學同班同學，於是約翰遜便打電報給司徒雷登，商量如何處理那些還沒有分配的余款，並且要求司徒雷登去哈佛，同那裡的人一起商量如何在不違背遺囑意願的情況下制訂出一個也可以讓哈佛參與的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