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的杜鵑花 

1929年秋，陳正人送彭儒到永新大灣生孩子，住在大灣村共產黨員秋古子（后犧牲）家裡。當時什麼都找不到，連被褥也沒有，隻墊了些稻草。孩子生下3天就送給附近田溪村一個老表撫養。從那以后，陳正人、彭儒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孩子。解放后聽說孩子6歲那年生病，因沒錢醫治，病死了。

1930年，彭儒先后在安福中心縣委、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等從事婦女工作，其間組織婦女群眾積極配合紅軍9次攻打吉安。1930年6月2日，經彭國梁介紹，彭儒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1931年11月，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的工作。隨后，先后擔任閩西汀州市委組織部部長、代理市委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委委員，長勝縣委宣傳部部長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不久中央組織局又決定讓彭儒返回蘇區中央分局，找到了陳潭秋等人，被任命為於都縣委宣傳部部長。

1935年2月，蘇區中央分局決定彭儒隨陳正人突破封鎖線去白區治病，先在廣州、番禺，1936年回到碕石家鄉。在碕石村群眾幫助、掩護下，陳正人化名胡思義，夫婦倆邊教書、邊治病，秘密宣傳革命。在碕石期間，陳正人還寫下一本《鄉居一年》，其中有首五言詩寫道：“欲抱凌雲志，漫雲力不勝，不為艱險阻，壯志誓當伸﹔奮斗違十載，榮功一旦成，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直到1937年春，周禮從延安寫信回碕石后，陳正人、彭儒得知紅軍已到陝北，遂分路輾轉南京、西安，歷盡艱難先后到達革命聖地延安。

1937年6月，彭儒進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任總支委員。9月后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科長、延安干部家屬學校補習科科長。1939年至1944年先后在延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參加學習、整風。

解放戰爭時期，彭儒先后在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吉林省延吉市委組織部、東北軍事政治大學高干班、吉林省委黨校等處任職，以忘我的努力工作和奮斗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后，彭儒先后任江西省總工會副主席、全國總工會干校負責人，並在農業部、農墾部、國務院農林辦、國家水產總局等處任職，是中直機關黨委委員，1960年被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文化大革命”時期，彭儒同許多老革命前輩一樣受到政治迫害。1972年5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彭儒從河南葉縣回到北京，安排到國家水產總局工作，后任國家水產總局顧問。

1978年2月，彭儒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彭儒當選為中紀委委員，任中紀委“兩案”（審查林彪、“四人幫”案件）辦公室副主任、臨時黨支部書記。她嚴格遵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堅持原則，既徹底查清事實，又不感情用事，確保“兩案”審理工作公正嚴明。1982年9月，她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為中紀委委員。

彭儒等革命先輩充分體現出正直無私、艱苦奮斗、嚴於律己的崇高品格。早在1934年3月，陳雲、鄧穎超、博古、毛澤覃、陸定一、羅邁、潘漢年、彭儒等蘇區中央機關23名領導和工作人員就聯名寫信給《紅色中華》編輯部,表示要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飯，打勝仗。蘇區廣大干部群眾看到領導機關這封特殊的聯名信后深受鼓舞，整個蘇區隨后掀起了節約運動。在腥風血雨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彭儒生下4個孩子，為了革命事業，她強忍母子生離死別的巨痛，相繼將孩子寄養當地群眾或親戚家中，其中一個不幸夭折。1981年12月，68歲的彭儒還擬訂了《個人作表率計劃》，在中紀委時時處處起表率作用。1985年9月，彭儒等一批老同志響應中央號召，在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請退離休，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同年12月，正式離休。

幾十年來，彭儒同志共產主義信念堅定，忠於黨，忠於人民，始終堅持立黨為公，不爭名，不爭利，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和現代化建設，德高望重，令人崇敬，是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杰出女性。

陳正人和彭儒夫婦育有子女6人，他們對子女的教育非常嚴格，要求子女“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同工農子弟交朋友，多向他們學習”，不能搞特殊化。陳正人、彭儒的嚴格教育和要求，使子女陳瑞生、陳洪生等6兄妹都能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