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中央紅軍首長長征
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指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持續一年時間最終失利，被迫退出中央蘇區，於1934年10月實行戰略轉移。吳烈帶領國家政治保衛團第一營，重點保衛隨軍委第二縱隊行動的毛澤東等中央首長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蔡暢、鄧穎超、賀子珍等干部休養連一些人的安全。出發前，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向干部休養連的同志介紹了吳烈，並講有什麼困難就找他。吳烈深知這些人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出發前專門對全營警衛戰士進行了政治動員，作了相應的物資准備，派警衛戰士精心護衛他們行軍。
紅軍過草地前，由於糧食極為匱乏，為保証毛澤東等中央紅軍首長和干部休養連同志的食物，吳烈想盡一切辦法籌糧，但還是不夠。有一次，他發現牦牛糞裡有一些未消化的青稞和黑豆，洗淨炒熟后還可以食用，於是就介紹給干部休養連的人。有的人就靠收集到的兩三斤這樣的救命糧，度過了一望無際的茫茫草地。長征勝利后，許多老同志提及這件事情，還充滿了對吳烈的感激之情。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一次次地拒絕執行北上任務，以種種借口不願讓左路軍北上，並要右路軍南下。9月9日，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電報，電報依舊表示北進的時機不成熟，堅持要求右路軍掉頭南下。葉劍英立即趕往毛澤東的駐地將電報交給了毛澤東過目。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后，晚上一同趕往周恩來、王稼祥的住地牙弄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連夜率領紅三軍、軍委縱隊和紅一軍先行北上。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指示吳烈，帶領2個班的警衛戰士，於凌晨趕到葉劍英住地，秘密接應葉劍英與毛澤東會合。天亮時分，毛澤東看到葉劍英率軍委縱隊一部趕了上來，高興地說：“哎呀！劍英同志你來了，好！好！”后來，毛澤東曾引用“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來贊揚葉劍英的這次歷史功績。葉劍英后來見到吳烈回憶起這段往事，對他在危急關頭幫助脫險表示感謝。
從警衛大隊長到中央警備團長
1938年2月，吳烈在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尚未畢業，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找他談話，決定調他到新組建的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工作。李富春對吳烈講：中央警衛教導大隊的任務很重要，一方面要擔負中央領導機關、毛澤東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警衛，另一方面要培養一批警衛干部，中央決定調一名師級干部去加強領導，我們認為調你去工作較為合適。中央警衛教導大隊是團級單位，歸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社會部領導指揮。入抗大學習前，吳烈是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參謀長，這次去任大隊長，蕭前任政委。部隊主要擔負中共中央首長和駐地的警衛任務，護送中央領導出入延安的警衛和巡邏任務等，還擔負了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安全警衛。這期間，吳烈不斷摸索、探討和總結內衛警衛方面的經驗，充實和完善警衛措施和制度，培養了一大批精通警衛業務的骨干。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延安周邊地區的情況，為更好地保衛首腦機關的安全，決定將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和軍委警衛營合並成立中央警備團，隸屬中央軍委建制。10月20日，中央警備團在延安侯家溝隆重召開成立大會。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宣讀命令，任命吳烈為中央警備團團長兼政委，並兼任延安北區衛戍司令員。中央警備團對外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警備團，主要執行保衛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及要害部門的安全和延安的衛戍任務。會上，葉劍英風趣地說：中央警備團應改一下名字，不叫警備團，叫“鋼盔團”。鋼盔是干什麼用的？是保護腦袋的。警備團就像鋼盔一樣，保護好全黨的腦袋——黨中央。
為使中央警備團成為一支能文能武的警衛部隊，吳烈除對全團官兵進行嚴格的履行職責教育，建立正副班長帶班、干部查哨等制度外，還開展了識千字的文化掃盲活動。他把1000個單詞編成課本，官兵互幫互學，大部分干部戰士掌握了千字，達到了會認、會寫、會用和看報紙、寫信、寫日記等。同時，還投入大生產運動，自辦造紙廠和合作社，為中央首長代耕，吳烈被邊區政府授予“特等勞動英雄”稱號。這期間，中央警備團還涌現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楷模”張思德同志，毛澤東親自參加他的追悼會，專門撰寫了《為人民服務》紀念這名警衛戰士。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吳烈作為中央直屬機關選舉的候補代表和肩負會議警衛的雙重任務參加大會。作為中央警備團團長兼政委、大會警衛處負責人，吳烈對警衛工作細中又細，採取對外嚴密控制、對內加強警衛、要害部位布置雙層警戒等措施，構成嚴密的警衛網。作為大會代表，吳烈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的報告和講話，使他對黨的方針認識更加明確，對革命的勝利更加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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