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當兵變喚起了隴原人民開展武裝斗爭的政治覺醒。兩當兵變是中國共產黨在駐甘肅國民黨部隊中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發動的一次軍事斗爭行動。以此為起點，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至１９３３年４月的一年時間裡，甘肅境內先后發生了靖遠、西華池等十多次武裝起義，燃起了隴原大地的革命風暴。這些兵變部隊有的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支隊”，有的改編為“人民革命軍”，有的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等，為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集結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貢獻。
兩當兵變積累了陝甘軍民進行武裝斗爭的寶貴經驗。正是通過兩當兵變等斗爭實踐，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認識到，要奪取武裝斗爭的勝利必須走井岡山的道路，把軍事運動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建立工農武裝和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兩當兵變也是我父親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端。以這次事件為標志，他由一位黨員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親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與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在南梁的荔園堡當選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他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在武裝斗爭中排除各種干擾，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子，實行“狡兔三窟”的戰術，三大游擊區相互依托，形成了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略和守退兼備的生存發展方式﹔在根據地建設上，堅持從地情民情軍情出發，注重把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同統一戰線工作、群眾工作相結合，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黨、興政、強軍、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權建設上實行“十大政策”，妥善協調黨群、軍政、軍民關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從而保証了這一紅色根據地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保存了下來，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轉向西北創造了條件。抗日戰爭勝利后，父親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賀龍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陝甘寧邊區的戰役，轉戰西北戰場，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兩當兵變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黨的骨干分子。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中共陝西省委曾先后派李秉榮、李特生、習仲勛、呂劍人、劉書林等同志到警備三旅二團一營做兵運工作。這些先輩們，根據部隊實際，謹慎細致地開展宣傳教育，啟發士兵覺悟，先后發展了左文輝、許天杰等３０多名黨員，並在連隊建立起了三個中共地下黨支部，推薦共產黨員和具有革命進步思想的士兵擔任連、排職務。這些骨干分子，不僅在兵變中沖鋒陷陣，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活動中顯示出頑強的斗爭精神。劉林圃同志后來在西安被捕並英勇就義，劉志丹同志為他題寫了“英雄志向實偉大，勇氣流血最光榮”的挽聯﹔李特生同志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到蘭州繼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呂劍人、許天杰被捕入獄后，不屈不撓，直到西安事變后才經黨組織營救出獄。更多的黨員骨干如左文輝、石文杰等則分別在各地尋找到黨組織或重新加入到紅軍的行列，繼續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在我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個小插曲：有一年，父親見到了張邦英伯伯，風趣地說：“邦英呀，那時你我都在白軍做兵運工作，互相間打了無數次仗，到最后才知道有兩次戰斗是你我各自指揮白軍部隊刀兵相見，結果誰也沒打死誰。如今，我們都是８０歲老人了，萬幸啊！”
血雨腥風應有涯，人間遍種自由花。兩當兵變極大地喚醒了甘肅人民的革命意識，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甘肅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動力。甘肅省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和黃帝相傳誕生於甘肅，聞名中外的絲綢之路橫貫全境，曾創造出“天下富庶者無如隴右”的輝煌歷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甘肅人民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迎來了三軍大會師，譜寫了一曲曲壯美的擁軍愛民模范曲，唱響了嘹亮的愛黨歌，最終迎來了解放，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甘肅歷屆省委、省政府團結帶領全省人民，負重奮進，艱苦創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古老的隴原大地呈現出繁榮發展、生機勃勃的景象。父親在天有靈，也一定會為他付出過心血和汗水的這塊熱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欣慰。今天，我們紀念兩當兵變，就是要學習和弘揚革命前輩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學習和弘揚他們求真務實、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學習和弘揚他們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工作作風，從而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應有貢獻！
祝願兩當的明天更加美好，甘肅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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