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習仲勛同志

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勝負未分之時，如果表態不當，將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命運。盡管當時仲勛同志剛復出不久，地位未穩，心有余悸，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態，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持真理、胸懷全局、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的大無畏精神。

習仲勛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領導、兄長。也許是因為我們倆都是13歲就參加了革命的“小紅軍”，在陝甘邊區年代有過共同而難忘的戰斗歲月，都曾在甘肅有過艱辛的革命歷程，更是因為都有10余年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經歷，我們倆在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回憶不完的事。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寧夏的鹽池，陝北的定邊、靖邊、吳旗等地擔任游擊隊長、縣委副書記、書記時，就經常聽到習仲勛同志的大名，那時他已是名揚長城內外的陝甘邊區領導人，所以心裡一直非常敬仰他。真正見到這位老領導，那已是1951年的事了。1951年，西北青年團工委在西安召開第一屆青年團代表大會，那時我任青年團寧夏省委書記，會議期間，有幸受邀參加了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的接見，他對青年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受教育和鼓舞。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再次見到習老時，已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期間的事了。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黨的十二大，那時他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期間，中央領導接見與會代表，當我緊緊握住仲勛同志雙手的那一刻，十幾年的委屈，十幾年的期待頓時涌上心頭，百感交集。當我正准備問候老領導的時候，仲勛同志微笑著先開口了，他說：“子奇同志，我可早就知道你了，13歲時陝甘邊區的小紅軍，‘左傾’路線的受害者呀……”仲勛同志短短的幾句話，將一位老領導對部屬的關愛、痛惜和期望盡含其中，令我更加敬重和欽佩。十二大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仲勛同志接觸的機會就多了，幾乎每次去北京，我都要去看望這位偉大、寬厚、睿智的老領導。

仲勛同志對我非常關心，這種關心是偉大的、深情的，因為這種關心不僅僅體現的是老領導對部屬的關心，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對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我的理解是，他老人家是想把對甘肅人民的關懷通過我去表達、去轉達、去實現。他曾深情地對我說：“陝甘邊區時期，那裡的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太大了。現在的老百姓有什麼大事？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住房問題、孩子上學問題、看病問題，這就是大事，得一件件地解決好。”

1983年初，中央委托習仲勛同志解決甘肅省委領導班子組成問題。在此之前，中央已派肖華同志對甘肅省委領導班子進行過一次考察，但是因為各方面意見分歧比較大而沒有形成共識。中央通知當時甘肅省委書記處的11位領導同志進京，習仲勛同志逐一談話征求意見，並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省委班子組成人選，擬由我出任甘肅省委書記。在任職談話時，我對仲勛同志講，還是讓我在行政崗位上熟悉、鍛煉一段時間再說，但仲勛同志堅持讓我出任此職，並及時向耀邦同志作了匯報，中央迅速同意了仲勛同志的意見。198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我為甘肅省委書記。那時，仲勛同志對我講了很多很多，我在驚異他對甘肅的情況之熟悉，對甘肅的認識之深刻的同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仲勛同志對甘肅大地、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他說：“你們一定要帶領2000萬甘肅人民，把甘肅的事情辦好。不要自卑，要看到自己的優勢，玉門油田、白銀公司、金川公司、蘭煉、蘭化、酒鋼都曾給國家經濟建設做出過重要貢獻，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發展，一定要好好研究，為老百姓辦實事，把甘肅的工作抓上去。”

1985年，仲勛同志提議調我到中央工作，當仲勛同志向耀邦同志匯報時，耀邦同志說：甘肅這幾年工作勢頭不錯，但還剛剛起步，甘肅還很苦，讓子奇同志在甘肅再干兩年，鞏固一下……

1993年以后，仲勛同志長期在深圳休養，我還是堅持每年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直到他2002年5月去世。2005年5月，“陝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仲勛同志的家鄉陝西富平縣落成，我懷著無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與各界人士一道，參加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老兄長的紀念活動。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習仲勛同志以他的一生實踐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信念。今年是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在我90歲高齡之時深深地緬懷習仲勛同志，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以總結歷史經驗、著眼未來發展為基礎，從前人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汲取革命戰爭年代裡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繼承他們那種無私無畏、舍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戰，用心踏實做好國家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每一件事。今天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我們更應該以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楷模，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仲勛同志，陝甘寧邊區人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