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委原書記李子奇：深切緬懷習仲勛同志

習仲勛同志是堅持真理的楷模

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習仲勛同志堅持真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計個人安危，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33年8月，中共陝西省委和陝甘邊特委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陳家坡會議。這次會議是在陝甘邊革命形勢已經處於非常危急的時期召開的，主要議題是研究陝甘邊地區的革命力量如何統一行動、怎樣創建主力紅軍的問題。會議“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大照時才結束”，會上兩種對立的意見“爭論得十分激烈”。時年隻有20歲的習仲勛同志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在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主要領導人身陷終南山未歸的情況下，面對資歷較自己老的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見，旗幟鮮明地主張成立新的陝甘邊紅軍總指揮部，統一領導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習仲勛同志的意見，對會議最后形成正確的決策發揮了關鍵作用，顯示出了他高瞻遠矚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華。

1947年下半年，解放區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過程中一度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左”的偏向，面對風靡一時的康生在晉綏搞土改的“經驗”，習仲勛同志明確提出異議和批評。在黨的會議上，他反復申說自己對老區土改的看法，一個月內三次上書毛澤東同志，直言反“左”。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習仲勛同志這些實事求是的意見，兩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在“左”的偏差頗有來頭之時，敢於倡言反對，是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負責、擔當和奉獻精神的，這也突出地展現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大志向、大胸懷、大境界！

習仲勛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堅定信念還表現在參與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過程中。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在《光明日報》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層浪，逐步形成全國性的大討論。習仲勛同志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態度鮮明。從6月開始，他領導廣東全省開展了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6月30日，他在講話中強調：“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麼用處呢？”在廣東省的黨政領導人之中，習仲勛同志是最先公開支持和贊成實踐標准觀點的。在全國，他也是率先鮮明表達自己觀點、大力支持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

在“兩個凡是”還很盛行的形勢下，如果表態不當，將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命運。盡管當時習仲勛同志剛復出不久，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態，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持真理、胸懷全局、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的大無畏精神。

習仲勛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領導、兄長

也許是因為我們倆都是13歲就參加革命的“小紅軍”，在陝甘邊有過共同而難忘的戰斗歲月，都曾在甘肅有過艱辛的革命歷程，都有10年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經歷，我們倆在一起時總有說不完的話，回憶不完的事。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寧夏的鹽池，陝北的定邊、靖邊、吳旗等地擔任游擊隊長、縣委副書記、書記時就經常聽到習仲勛同志的大名，那時他已是陝甘邊區領導人了，所以心裡一直非常敬仰他。真正見到這位老領導，那已是1951年的事了。1951年，西北青年團工委在西安召開第一屆青年團代表大會，那時我任青年團寧夏省委書記，會議期間，有幸受邀參加了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的接見。他對青年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受教育和鼓舞。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再次見到習仲勛同志時，已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期間的事了。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黨的十二大。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習仲勛同志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領導接見與會代表時，當我緊緊握住習仲勛同志雙手的那一刻，十幾年的委屈、十幾年的期待頓時涌上心頭，百感交集。當我正准備問候老領導的時候，習仲勛同志微笑著先開口了，他說：“子奇同志，我可早就知道你了，13歲時陝甘邊的小紅軍，‘左傾’路線的受害者呀……”習仲勛同志短短的幾句話，將一位老領導對部屬的關愛、痛惜和期望盡含其中，令我更加敬重和欽佩。黨的十二大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習仲勛同志接觸的機會就多了，幾乎每次去北京，我都要去看望這位偉大、寬厚、睿智的老領導。

習仲勛同志對我非常關心，這種關心是偉大的、深情的，因為這種關心不僅僅體現了老領導對部屬的關心，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對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他曾深情地對我說：“陝甘邊區時期，那裡的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太大了。現在的老百姓有什麼大事？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住房問題、孩子上學問題、看病問題，這就是大事，得一件件地解決好。”

1983年初，中央委托習仲勛同志解決甘肅省委領導班子組成問題。在此之前，中央已派肖華同志對甘肅省委領導班子進行過一次考察。此次，中央通知當時甘肅省委書記處的11位領導同志進京，習仲勛同志逐一同我們談話，並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省委班子組成人選，擬由我出任甘肅省委書記。盡管我表示希望在行政崗位上熟悉、鍛煉一段時間再說，但1983年3月，中央還是正式任命我為甘肅省委書記。那時，習仲勛同志對我講了很多很多，我在驚異他對甘肅的情況之熟悉、對甘肅的認識之深刻的同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習仲勛同志對甘肅大地、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他說：“你們一定要帶領2600萬甘肅人民，把甘肅的事情辦好。不要自卑，要看到自己的優勢，玉門油田、白銀公司、金川公司、蘭煉、蘭化、酒鋼都曾給國家經濟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發展，一定要好好研究，為老百姓辦實事，把甘肅的工作抓上去。”

1993年以后，習仲勛同志長期在深圳休養，我堅持每年都去看望他老人家，直到他2002年5月去世。2005年5月，陝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習仲勛同志的家鄉陝西富平縣落成，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與各界人士一道，參加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老兄長的紀念活動。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習仲勛同志用他的一生實踐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信念。今年是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在我90歲高齡之時深深地緬懷習仲勛同志，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以總結歷史經驗、著眼未來發展為基礎，從前人的經驗中吸取營養，學習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繼承他們那種無私無畏、舍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戰，用心踏實做好國家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每一件事。當前，全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我們更應該以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楷模，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習仲勛同志，甘肅人民永遠懷念您。（作者系中共甘肅省委原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