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基本建立后，還要不要注意解決分配領域由於實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原則帶來的事實上不平等的問題，注重共同富裕和防止兩極分化
在社會主義社會對消費資料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消費資料分配涉及社會平等和公平、公正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也涉及形式平等與事實平等、公平與效率等等復雜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毛澤東作為一個為人民解放和幸福而奮斗終身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不可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進行深入的探索，取得自己的經驗。他在探索中，雖然出現過認識上的反復，有過失誤，但也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做出過重大貢獻。對於他失誤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曾作過中肯的分析，指出這主要是由於他不適當地沿用革命戰爭年代實行供給制的經驗，受中國文化中農民平均主義和大同思想的影響，以及誤讀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概念等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糾正了在資產階級權利問題上的認識偏差。鄧小平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政策。 隨后，我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實踐說明，這些政策和制度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實際，有利於“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黨的十六大報告語）但實踐同時說明，實行這些政策和制度，如果不注意抑制其自身缺陷的一面，也會使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導致貧富懸殊，甚至出現兩極分化。那同樣會影響群眾積極性的發揮、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
隻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就會看到，雖然毛澤東關於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思考存在偏差，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情況下的貧富懸殊也主要不源自按勞分配，但他反復強調實行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原則仍然存在形式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問題，反復提醒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要注意共同富裕的問題，卻是對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權利思想的深化，也是對於我們今天防范兩極分化問題的重要意義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國家雖然又不富又不強，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 他認為如果隻講按勞分配，人們由於先天條件、家庭負擔方面的差別，收入差距難免會逐漸拉大，久而久之勢必兩極分化。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迅速推進農業合作化是出於這個考慮，在20世紀60年代初堅決反對分田單干（即今天所說的包產到戶）同樣是出於這個考慮。他總是擔心社會主義社會的管理者和腦力勞動者相對於體力勞動者具有事實上的優勢，如果過分強調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會逐漸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復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復供給制，批評蘇聯“舊的法權（等級）制度沒有徹底破壞，勞力與勞心是分離的，教育與生產是分離的”， 是出於這個考慮﹔晚年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同樣是出於這個考慮。他的這些思考存在理論上的誤區和脫離實際的一面，但也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的等價交換原則和按勞分配制度中客觀存在的矛盾和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很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和認真思考的。
鄧小平早在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時，就要求對先富裕起來的個人“征收所得稅” ，“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 他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納入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指出：“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他反復提醒大家，改革不能搞兩極分化。他在晚年還強調：“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隻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 “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 把鄧小平的這些論述與毛澤東關於按勞分配的思考加以比較便不難看出，他們在社會主義必須走共同富裕道路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
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解決好消費資料的分配，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有了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勞動所得，處理起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更加敏感。近些年來，黨中央關於先富與共富、效率與公平、資本與勞動相互關系的提法在不斷變化，相關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毫無疑問，共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貧富懸殊同樣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更不是社會主義。回顧毛澤東當年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原則的思考和探索，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我們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顯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列寧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毛澤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及貢獻，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寶庫，也為我們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供了思想營養。新中國成立10年時，毛澤東說過：“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 黨的十五大報告在指出新時期是逐漸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時也說：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又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這就告訴我們，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實踐、不斷認識的過程﹔我們應當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探索聯系起來總結，對探索中取得的認識加以全面分析，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既要勇於修正錯誤也要勇於堅持真理。隻要我們這樣做，就一定會在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上，由必然王國向著自由王國再大大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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