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實錄：薛慶超李岩顧保孜談毛澤東兩次“南方決策”

[主持人]:非常吸引人的一段故事。剛才薛教授非常詳細的回顧了南方決策當時發生的大背景和細節，我們也了解到顧老師是非常資深的軍旅作家了，您如何看待那段黨史？

[顧保孜]:我從90年開始就接觸黨史，寫這方面的書，今天李總在，我想借這個機會說，李總今天來，不僅僅是這本書，我有兩本書，在人民出版社下賣的非常好，一本書是在2010年出版的毛《澤東最后青年風雨錄》，所以今天看到薛老師的書，正好和我那本書的時間對應在一起。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第一感覺是什麼？毛澤東在南方做的抉擇很多，建國以后很多次。我看了以后才知道，這個“南方決策”就是寫了最后七年兩次毛澤東南巡，我覺得他選這個歷史點特別有意義，因為大家都知道，從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一直到毛澤東去世這幾年當中，正好是文革的后五年，后五年跟前五年有很大的區別，為什麼他選擇這個？薛老師您是不是有這個想法的？是不是想在文革的后期通過毛澤東的抉擇在文革后期中很多政策、人員的調整，可以揭示毛澤東整個抉擇的變化和文革前后的變化。我讀了這個書以后，特別的感謝，一個是華文出版社，給讀者提供這麼厚重的史料特別詳實的書。因為我們都知道，隨著年齡增長，特別像主持人這麼年輕的，不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對那個時代很遙遠又很陌生的距離，那麼史料的這種書提供出來，隻要是詳實，薛老師剛才說了這麼多，我聽了特別有感觸的是，就像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發生的現場為什麼三個不能缺一，因為缺少這幾個非常重要的要素，你寫出的東西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而且自己寫的時候心裡也是虛的，這點我確實非常認同。所以我們來這兒，主要我覺得也是聽薛老師講黨史故事，而且這本書你想隻有兩個決策，居然能寫這麼厚，500多頁，那麼他以什麼取勝？我個人認為，就是他的史料，因為我是作家，我對黨史的研究就跟黨史專家比差很多了，所以他們提供了這麼詳細，就是他把當時的黨史史料搜集的非常全，因為過去很多歷史的東西有的有記載，有的沒有記載，很難找到當時歷史的很明確的東西，那麼審判就是當時的歷史，我在當時看了有幾個林彪身邊的人當時講了這個事情敗露之后的心態，其實就是當時審判林彪反黨集團時做的口供、交代，就還原了當時的歷史場景，所以這本書拿到以后，我覺得收到了非常貴重的禮物。

[顧保孜]:我和薛老師認識時間很長了，但是我覺得我們寫作的每一本書，都是通過黨史專家的審核，幫我們審讀，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后來時間長了以后發現，專家審讀之后和我們自己憑借著一點搜集來的黨史文學發揮寫的東西不一樣的，不通過審讀是會出問題的，而且特別是在歷史認知和歷史准確上是會出問題的，通過他們審讀把我們走偏的東西都糾正過來了，一本書面對的是全國廣大讀者，讀者有大有小，認識水平有高有低，所以黨史的准確傳達給我們讀者的閱讀，提供的東西非常重要，你的不准確，就給歷史的東西造成不准確。李總，咱們現在很多網絡上，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同志這段歷史還有很多誤區，非常不准確的，甚至是非常不好的，作為黨史專家，也作為軍旅作家，我覺得應該要寫出一個對歷史負責，對我們領袖為革命奮斗一生這種歷史一切的敬仰，甚至於敬畏之心，我們才可能寫出嚴謹認真的作品，不僅是我們學了歷史，通過我們學的歷史，更多的是要讀者去了解歷史。我們有的時候就像橋梁，就像一座橋，讓這邊的人走到這邊來，看到這邊的東西，這邊的風景，有的時候我自己跟自己講，我這本書非常希望起到橋梁的作用，讓很多觀眾通過橋梁進到這邊，知道當時領袖是怎麼生活和決策的，像薛老師的這本書，至少讓讀者知道，在毛澤東晚年的時候，有兩次大的抉擇，而且這個抉擇關系到共和國的命運，一個抉擇是林彪的叛逃和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這個事件非常震撼的，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大事，第二件事情是鄧小平的崛起，這一上一下的情況。文革后期咱們整個政治環境的動蕩，毛澤東是怎麼把握政治的航向，毛澤東直到晚年身體那麼不好，在那種情況下，要把好中國革命的度談何容易，那時候四人幫經過文革這麼多年，已經形成了力量，應該說是一個政治力量，毛澤東怎麼遏制他們，還要維持團結，還要體現出正能量，對毛澤東來說都是巨大的考驗，乃至於對他身體的考驗。我記得我寫毛澤東最后七年，從他們老一代攝影者跟著毛澤東拍的照片是非常明確的區分，在林彪“九一三”叛逃之前的毛澤東，神採奕奕，叛逃之后的毛澤東，一下子進入了老年和病態，一場大病幾乎奪去生命，這個政治事件對毛澤東心靈的重磅炸彈，幾乎把他摧垮了，但是毛澤東重新把握好方向，起用鄧小平，這是共產黨大旗上非常重要的決策。

[顧保孜]:當時有個細節，正好周恩來重病，毛澤東讓鄧小平出來，本來周恩來應該早早住進醫院，但是周恩來扶了鄧小平之后才住院。所以我就覺得像薛老師這樣的黨史專家，還有我這樣的寫領袖題材，寫歷史題材的，到了一定的時候，越寫心裡越有敬畏的感覺，就不敢輕易對一個事情下一個判斷下一個定論，原來知道一點就覺得很興奮，歷史上很多東西可能我們還要重新再去了解再去認識，再去採訪。所以我覺得薛教授多年從事黨史的研究，給他積累了豐厚的黨史知識，乃至他的經驗，我看了他前面的一些著作，他的很多書我都讀過，他剛才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是站在黨史專家巨人的肩膀上，隻有給我們提供了豐厚的黨史資料，文學才具有最大的感染力。

[主持人]:在現場就能感受到兩位嘉賓帶來的感染力。

[顧保孜]:所以我在這裡應該感謝薛老師給我們廣大讀者，乃至給我，我也是讀者之一，提供了這麼詳實的內容，第二本書講的毛澤東發動文革前的事兒。毛澤東身體不好，由記者到他書房裡拍攝，我利用那批一批照片寫成的書，《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那本書賣的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