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習仲勛的賞識提拔和重點保護

多次出面保護身處逆境的習仲勛

在習仲勛努力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黨政軍重大事務時，卻遭到了康生的陷害。康生陷害習仲勛，是由於歷史上康生在心中暗自與習仲勛結了仇。在1943 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對此，習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習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予以抵制。在這兩件事上，習仲勛從工作原則出發，有什麼就說什麼，而且實踐也証明，習仲勛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是，陰險的康生卻在心裡恨透了習仲勛。

康生陷害習仲勛，起因是小說《劉志丹》。劉志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陝北地區著名的革命領導人，也是習仲勛的老領導和老戰友。1936 年4 月，於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毛澤東曾為劉志丹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56 年，為了宣傳、紀念劉志丹，工人出版社約請作家李建彤寫一部記述劉志丹事跡的小說。李考慮到記述劉志丹的事跡必須真實可靠，分寸把握也應該更慎重些，便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習仲勛懷著對老領導老戰友的深厚感情，認真閱讀了書稿，之后，於1960 年春兩次約請作者談自己對書稿的意見。習仲勛首先肯定作者所付出的勞動后，從歷史和政治高度提出：小說還沒有寫好，沒有把劉志丹寫出來，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由於書中提到高崗，而這個問題十分敏感，習仲勛對此十分注意，特別提出：書中有一處說到高崗，小說中還說當時高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這不妥，不要寫高崗。習仲勛提出意見后，作者又著手對作品進行修改，於1961 年春寫出第四稿，1962年春寫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樣書，送給一些老同志中征求意見。許多老同志對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作者考慮到這部書是宣傳革命烈士的，又涉及黨的歷史，應該由中宣部審閱，便把樣書也送給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審閱。周揚認真看后認為，小說寫得很好，不但可以出版，還可拍成電影，宣傳劉志丹的事跡。有了這樣一些前提，作者才考慮先發表部分內容。1962 年7 月28 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部分內容。《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僅僅發表作品的部分內容，已經在讀者中產生良好影響，許多讀者深為劉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奮，提高了思想覺悟和工作熱情。

但是，對發表小說《劉志丹》，也有不同意見。持不同意見的人把意見報告給康生后，康生一開始也沒有在意，但當他聽說習仲勛曾看過小說稿后，立即關注起這件事來。康生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刊發小說《劉志丹》。8 月24 日，康生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自己也說他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時，毛澤東在思路已經轉為重提階級斗爭。而恰在此時，彭德懷向中央遞交了長篇申訴書。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翻案活動，不能給他平反。9 月6 日、7 日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的所謂“翻案風”。9月8 日，有人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問題，說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是為高崗翻案。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晴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 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

康生陷害習仲勛的手段也是獨出心裁。本來，《劉志丹》已寫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經根本沒有提到高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過高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將已經被習仲勛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在會上，康生竭力煽動對《劉志丹》進行批判，並且把矛頭指向習仲勛，硬說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誣蔑習仲勛等人組成了“反黨集團”，小說《劉志丹》就是他們篡黨篡國的綱領。在康生的煽動下，會議在批判彭德懷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了“反黨集團”。康生覺得這樣還不夠，他把習仲勛單獨列出來，並且別有用心地把習仲勛和已經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懷、高崗列在一起，搞倒搞臭。於是，他借此事，說有一個“彭( 德懷)、高( 崗)、習( 仲勛) 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還說：小說《劉志丹》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

此時，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好會上，沒有注意康生揪住習仲勛與小說《劉志丹》的關系問題。可康生卻一直不放過習仲勛，他在會議上搞了這一套后，覺得要把這件事提到最高層，把習仲勛打倒。9 月24 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一貫搞陰謀的康生，不經過中央領導集體，趁毛澤東把精力集中於講話稿之機，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毛澤東。條子上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在會上念了紙條。毛澤東念了康生的條子后，康生趁機大造輿論。他在會上提議：彭德懷、習仲勛等5 個不必再出席全會，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康生還建議中央成立專案組，審查這件事。康生的陷害得逞了。9 月27 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在審查期間，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已經無法工作，實際上已經被停職。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 年5 月，康生主持下的審查小組寫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1966 年5 月，又制出一份審查報告，進而誣指寫《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后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志丹搞武裝斗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鐘就是習仲勛，是為習仲勛篡黨制造輿論。1963 年，習仲勛被隔離審查。

毛澤東心中一直對習仲勛存有好感。在毛澤東關照下，組織上安排習仲勛在中央黨校( 獨居在“西宮所”) 學習。這裡安靜一些，學習、生活條件都很好。毛澤東的打算是，過了這個風頭，再讓習仲勛出來工作。被隔離的習仲勛並沒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獨居，環境清靜的條件，認真讀書。他給自己定了一個學習計劃，然后從家裡帶來許多書籍。他每天早晨起來洗漱之后，即開始讀書。吃過早飯后，活動一會兒，接著讀書。

他每天讀書的時間竟然長達十幾個小時。他讀的，主要是馬列、毛主席著作。同時，他也讀了許多經濟、文化方面的書籍，借此機會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但是，康生陷害習仲勛的力度是很大的。他羅織了不少材料后上報中央，意圖是置習仲勛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一次保護了習仲勛。中央的決定沒有採納康生等人的“重處理”意見，而是決定在撤銷習仲勛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后，仍然保留黨籍和公職，還讓他到基層去擔任領導職務。1965 年，習仲勛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

在康生主持下，對習仲勛的審查沒完沒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專案審查尚未結束。“文革”開始時，習仲勛繼續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雖然他已經遠離北京，但康生並沒有放過他，而是鼓動北京的紅衛兵串連西安的紅衛兵、河南省以及洛陽市的紅衛兵去洛陽揪斗習仲勛。

1966 年冬天，紅衛兵把習仲勛帶出工廠，推上卡車，帶到西安去批斗。批斗后，又把習仲勛關入西北大學。從此，習仲勛每天都要被揪出去批斗。即使在挨斗時，習仲勛仍然不改共產黨人本色，絕不說假話，絕不認為小說《劉志丹》是“反黨小說”，絕不承認自己是“反黨”，更不為了減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亂“咬”其他人。當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到處打砸搶，全國陷入動亂中時，習仲勛內心十分憂慮。他想，自己雖然處於被批斗地位，也要向黨反映情況。向誰反映？習仲勛想到了毛澤東。一天，他被批斗后，在關押他的屋子裡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信直接寄給毛澤東。他的這封信寄出后，雖然沒有得到回復，但他也沒有因此而被加重批斗。這說明，毛澤東對習仲勛的來信還是參考的。如果這封信轉到中央文革小組，習仲勛可能會被扣上更大的帽子，他的處境可能會更加糟糕。

在習仲勛處境困難時，毛澤東一直惦記著他。毛澤東一直想著習仲勛的功勞，記著他的才干。而周恩來則對於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習仲勛更加關心。但康生和負責“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組是陰謀將習仲勛置於死地的，他們仍然不肯放過習仲勛，又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斗。

毛澤東很關心習仲勛的處境，當周恩來向他提到習仲勛的處境和保護習仲勛的意見時，毛澤東表態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讓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制止造反派和紅衛兵無休止地揪斗習仲勛，還說，毛主席說過，習仲勛是群眾領袖，不再批斗他，才是執行毛主席愛護干部的政策。此時，由於長期被揪斗，習仲勛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如果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及時地保護他，他很可能在被批斗中生命不保。習仲勛得知此事后，內心十分感動。1967 年4 月5 日，他寫信給周恩來說：“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周恩來接到這封信后，報毛澤東同意，於1968年1 月3 日對習仲勛採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這實際上是把習仲勛保護起來。從此，習仲勛的處境改善了許多，至少不會再受到揪斗了。他在這一段時間還是比較安定的。他利用這種安定的條件抓緊時間讀書，進一步積累了知識，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身體狀況也逐漸好了起來。

1972 年冬，習仲勛的夫人齊心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周恩來寫信，要求見習仲勛。他們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一、我們已經多年未見到習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早日見到他﹔二、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三、我們的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恩來報毛澤東同意后，很快對他們的要求作了批復，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安排下，習仲勛的家屬終於見到了習仲勛。由於多年的分離，習仲勛和子女見面時竟然分不清他的孩子哪個是橋橋和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伙子了的兒子們。在臨回干校前，齊心又要求會見了一次習仲勛，並借此機會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更換了一下。從那以后，習仲勛和家屬每年都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 年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習仲勛被解除監護，但他的所謂“反黨問題”仍然沒有結論。於是，習仲勛仍然按“文革”前的組織處理決定，下放到洛陽。這次，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下，組織上決定派習仲勛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陽，同時，為了習仲勛的安全，還讓河南省公安廳來兩位同志把他們接去。這次到洛陽，習仲勛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的兩間房子裡，夫婦在這裡度過了3 年的時光。

解除了監護，能夠看書看報，又能遠離政治風浪迭起的北京，習仲勛心情格外舒暢。在這裡，更讓他舒心的是，他能夠和群眾生活在一起。他從群眾中感受到了溫暖，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因此，這段時間習仲勛特別愛和普通群眾來往，交了很多基本群眾朋友，什麼冤屈、不平，隻要和群眾在一起，一切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每天和普通群眾在一起談天說地，成了習仲勛生活必須的內容。

如果有一天沒有見到他那些工人、農民朋友，他就像有重要事情沒有做一樣不自在。同時，鍛煉身體也是他這段時間的重要生活內容。他鍛煉身體的主要方法就是走路。他每天早早起來，走到城郊，在那裡的水庫邊上走，一走就是兩個小時。這裡空氣好，又清靜，還能和他的幾個農民朋友說笑談天，因此他樂此不疲，身體也逐漸恢復了。

1976 年，毛澤東逝世，遠在洛陽的習仲勛從收音機裡聽到這個消息時，心中萬分悲痛。習仲勛心中非常清楚，毛澤東對自己一直是有好感的，陷害自己的是康生等人。他為中國失去毛澤東這位偉大領袖而悲痛。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習仲勛的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1978 年2 月22 日，習仲勛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會議，當年4 月，習仲勛便正式恢復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習仲勛平反的事情，也提到了中央的日程。

1979 年7 月14 日，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志丹》( 送審樣書) 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歷史的小說﹔《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勛等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習仲勛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修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后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幫”更變本加厲，搞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為此，凡因小說《劉志丹》案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復名譽，給予平反。8 月4 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組部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

習仲勛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工作的習仲勛，在工作中總是講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講我們要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而《毛澤東著作》一直是習仲勛愛讀的書。一直到晚年，他仍然經常讀毛澤東的著作。他還經常回憶起在毛澤東培養下成長的事情。他曾滿懷深情地寫下了《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一文。文中表達了他對毛澤東深深的愛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