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毛澤東學戰略思維

審時度勢的戰略調整

世界上永恆不變的就是變，任何事物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當中的。隨著客觀形勢的不斷變化，已經做出的戰略部署可能不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審時度勢，及時進行戰略部署的調整。

毛澤東在領導黨和人民締造並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程中，根據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根據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提出一系列外交戰略思想。從建國初期的“一邊倒”到“反帝、反修”的外交戰略，到聯美遏蘇的“一條線”和“一大片”的外交戰略，這些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略構想，是毛澤東審時度勢，捕捉時機，當機立斷，及時進行戰略調整的結果，是毛澤東戰略思維的結晶。

國際形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生了深刻變化，各種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的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勢力受到了嚴重削弱，社會主義力量顯著增長。戰后，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上的兩大強國，分別代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力量。面對這樣的國際格局，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如何著手建立外交關系，能否在對抗的兩大陣營面前不作傾向性的選擇？

毛澤東清醒地看到，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拋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前途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制度上的傾向性，決定了新中國外交戰略上必然是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此外，當時美蘇處於對峙的態勢，任何國家要想從其中的一方獲得強有力的國際援助，就必須有明朗的外交態度，想採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顯然行不通。隻有明朗的外交態度，才有可能贏得強有力的國際援助。

除了以上這些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毛澤東還知道，以中國和美蘇關系的實際情況而言，中國也隻能倒向蘇聯。中國共產黨曾一度真誠希望各抗日盟國尤其是美國能幫助中國避免內戰，促進戰后中國的和平民主建設，然而，這種願望很快被美國採取的扶蔣反共政策所打消。1949年春夏，中國共產黨又一度懷著希望同美國外交官進行短暫接觸，但最后無果而終。由於美國長期頑固地堅持錯誤的對華政策，把中國推向與美國對抗的地位，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以上因素的綜合，促使毛澤東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的“一邊倒”的國際戰略。

歷史表明，毛澤東提出聯蘇抗美的“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是符合國家安全和建設的需要的。在這一外交戰略的指引下，新中國成功地建立和鞏固了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從而在艱難的條件下，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1956年9月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時非常坦率地說：“蘇聯給我國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蘇聯革命成功后遭十幾國干涉，而我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帝國主義並未干涉我們，並不是怕我國人民，主要是有蘇聯存在，這對我們鼓勵很大。當時若無蘇聯存在，美國一定要來的。它不僅在台灣，還要到大陸來。”

但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毛澤東逐漸改變了新中國既定的外交戰略。

此時，主導世界冷戰格局的美蘇關系進入了一個時而緊張時而又有所緩和的階段，美蘇雙方既要爭霸，又試圖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把緊張局勢控制在這兩個國家能夠控制的范圍內，以便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時，無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資本主義陣營，其各自內部的矛盾已經逐漸暴露了出來。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美國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

在蘇聯，赫魯曉夫主政期間，從追求同美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戰略出發，一心想把中國納入其戰略體系，並為此不斷對中國施加種種壓力，致使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中蘇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日趨激烈。面對蘇方不尊重中國主權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尊嚴，毛澤東不再爭取同蘇聯維持友好關系，毅然放棄聯蘇抗美的“一邊倒”國際戰略，提出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

1960年12月，毛澤東在會見委內瑞拉加拉斯加市議會代表團時，第一次把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列在一起斥為“三個鬼”，以后又作為“三種壞人”和“國際上有三個口號”，把上述三者加以羅列。1964年1月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時說，在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上，我們的矛頭主要對准赫魯曉夫﹔在反對帝國主義問題上，我們集中力量反對的是美帝國主義。同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朝鮮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訪華代表團時，先后提出“兩條戰線”和“兩條統一戰線”的概念，即“反帝”的統一戰線和“反修”的統一戰線。

在美蘇夾擊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民族氣概。為了頂住美、蘇的壓力，毛澤東一方面尋求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則側重於增強本國實力，以加重中國與蘇、美抗衡的戰略地位。在這一時期與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希望中國甩掉經濟弱國的帽子，成為工業化強國的心情，表現得尤為強烈和迫切。

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准確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潮流，再次提出了新的外交戰略，那就是“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戰略。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敏銳觀察到舊有的國際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動。美蘇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從以往美國對蘇聯佔明顯優勢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雙方形成均勢。此外，隨著西歐和日本的復興，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而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

1967年秋天，毛澤東注意到，正准備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鬆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尼克鬆耐人尋味地寫道：“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據此觀察，如果尼克鬆上台，美國有可能改變對華政策。

而此時的中蘇關系卻發生了惡化。1968年夏季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發生以后，中國認為蘇聯已經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由此進一步提高了對蘇聯擴張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使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中蘇關系更加惡化。此后，蘇聯又鼓吹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在中蘇公開處於敵對的狀態下，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任務就變得更加緊迫。

1969年尼克鬆入主白宮后，感到蘇聯已成為美國最強有力的競爭者。於是，急迫地想通過改善同中國的關系以增強美國對蘇聯的力量，進而維持全球均勢，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毛澤東作為一個富有遠見的政治家，當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態，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后，毛澤東不失時機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應。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及其夫人。次日會見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這種事情的發生當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澤東再次會見斯諾，向斯諾透露了歡迎尼克鬆來華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翌年2月尼克鬆親訪中國，並在上海簽訂了《聯合公報》。中美關系的逐步恢復，不僅使雙方放棄了敵對立場，而且為兩國聯合抗蘇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毛澤東敏銳觀察到國際局勢發生的變化：中國對外關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由於美國的削弱和與中國關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從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蘇聯的擴張和武裝挑舋，則使它與中國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為主要矛盾。為此，毛澤東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國際戰略，適時地提出聯美遏蘇的“一條線”和“一大片”的外交戰略。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基辛格博士時，提出“一條線”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謂“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都在這條線上﹔“一大片”是指這條線周圍的所有的國家。“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澤東新的外交戰略，其主旨就是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國家，即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這是毛澤東根據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蘇戰略態勢和中、美、蘇三國關系的變化所作出的新的國際戰略抉擇。

新中國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外交戰略開展外交工作的。中國的外交實踐表明，毛澤東制定的各個時期的外交戰略雖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總的來說是順應國際形勢及世界格局變化的，也符合國內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