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毛澤東學戰略思維

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善於從長遠出發，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科學預見﹔他也善於從全局出發，進行戰略部署，絕不因小失大﹔他還善於把握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及時調整外交戰略，最大程度地為中華民族贏得利益。

著眼長遠的科學預見

毛澤東曾經說：“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這可謂對毛澤東戰略思維的最好注腳。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一時處於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卻異常強大。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用各種手段殘酷鎮壓革命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中國共產黨人不甘於坐以待斃，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斗爭。但是反革命的力量異常強大，紅軍在強敵的“圍剿”之下處於危險境地。面對這種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以及黨內其他一些同志對紅軍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發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毛澤東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從長遠出發，對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科學預見。1930年1月5日，他寫了給林彪的回信，就是以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澤東除對右傾悲觀思想做了批評外，更多的是闡發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澤東寫道：“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隻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他強調指出，紅軍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信的最后，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面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歷史已經証明，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走了毛澤東所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如果沒有毛澤東這種科學預見，就不能回答當時廣大黨員心中的疑惑，就不會有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在符合本國實際情況的條件下勝利發展。楊尚昆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書中說道：“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是什麼？中國革命用什麼方法才能取得勝利？長期以來，我們黨包括中央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是毛澤東首先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常說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說，是毛澤東以其深邃的歷史眼光順應了歷史潮流。抗戰時期，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曾經提出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毛主席能夠成功地戰勝他的眾多對手而成為公認的領袖？”通過接觸和深入的了解，他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目光遠大。”

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武力，中華民族能不能抵擋住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將敵人趕出國門，這在當時引起了人們的疑慮。“亡國論”和“速勝論”頗為流行。國民黨親日派到處揚言“亡國論”，說什麼“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而共產黨和革命陣營內部的盲目樂觀派則低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鼓吹“速勝論”，甚至認為“隻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以解決”。為了揭露“亡國論”與“速勝論”的錯誤，指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撰寫了軍事名篇《論持久戰》。毛澤東通過考察、分析、比較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持久戰”的思想，並描繪出抗日戰爭戰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三個階段的藍圖，堅定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和信心。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簽訂投降書的當天，美國的一家報紙發表了這樣的文章《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文章說，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毛澤東永遠都是正確的﹔毛澤東的科學預見就像總設計師似的准確，而抗日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也雄辯地証明了毛澤東的審時度勢、高瞻遠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特別是隨著重慶談判的進行，中國一度出現了和平局面。但是自恃擁有美國現代化武器裝備的蔣介石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很快發動了內戰。當時蔣介石的兵力，包括陸軍的正規軍、非正規軍，海軍、空軍、特種部隊以及后方機關、軍事院校，總數達430萬人﹔而中國共產黨方面，隻有61萬的正規軍、66萬的地方部隊和后方機關人員，總數127萬，雙方兵力對比懸殊。

蔣介石對發動這場大規模的戰爭充滿了自信。1946年6月，他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部隊的長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有特種兵以及空軍、海軍，而共產黨沒有這些兵種。”他還提出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聲稱“因為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而他們匪軍則是絕對沒有的”，因此“我們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戰爭是敵對雙方實力的競賽。面對國共雙方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不能戰勝蔣介石軍隊的大規模進攻？這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首先需要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作出回答的問題。

毛澤東科學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揭露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虛弱本質。他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得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1946年8月6日下午3時，雨后初晴的延安空氣格外清新。在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斯特朗見到了毛澤東。看到客人來了，毛澤東走出窯洞，來到院子裡歡迎。為了表示對客人的禮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一起坐在窯洞門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旁，娓娓而談。

毛澤東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很多問題。他談話的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列舉了俄國沙皇、德國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裡尼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反動力量從表面看是強大的、可怕的，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當斯特朗十分擔心地問毛澤東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看法時，毛澤東爽朗地回答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原子彈當然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最后又談到蔣介石發動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他十分堅定地告訴斯特朗：“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証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期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關於“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的論斷，一提出來，立刻傳遍國內外，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后來歷史的發展証明，毛澤東這種預見是多麼正確。1960年，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這篇文章中，懷著深厚的感情回憶起這次談話。文章說：“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的一生，就是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不斷面對現實、回顧歷史、預見未來的一生。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著眼長遠，都對革命和建設的未來發展趨勢和前景做出過科學預見。這些科學預見，作為行動的先導，一次又一次使中國人民看清了前進的方向。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