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正在沈譜同志讀大學三年級時，父親沈鈞儒等七人因抗日救國而身陷囹圄（史稱“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使沈譜同志受到強烈的思想震動。熱愛祖國、滿腔熱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的父親，居然被國民黨反動派扣上“莫須有”的十大罪狀而投入了監獄，這使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沈譜思想覺悟有了質的飛躍。她從中受到了極大的教育和激勵。她曾數次沖破反動派的阻撓前去探監。沈老出獄后沈譜同志主動擔當起照顧父親生活的任務，並協助父親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她本人也參加了“婦女慰勞總會”活動，為抗戰將士制作棉背心，慰勞傷兵等。南京失守前夕，1937年11月21日，隨父親到武漢，參加黨的外圍組織進步團體“蟻社”，進行抗日救亡運動。武漢淪陷前夕，金陵女大遷往成都，1938年7月她回母校完成了最后一年學業。在校期間，沈譜同志加入了學生界進步抗日團體——華西壩五大學戰時服務團，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5月24日，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是徐偉英和周曼如。在重慶時鄧穎超同志是她的單線聯系人。
1940年12月10日，她與范長江在重慶“良庄”結婚，由父親沈鈞儒主持，舉行了簡朴的婚禮，李公朴、周恩來等都參加祝賀，鄧穎超因病未出席，也送來熱情誠摯的賀詞。結婚后，沈譜同志長期協助丈夫在黑暗的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當時形勢險峻，蔣介石二次發出逮捕范長江的通緝令，在黨組織和其他友好人士的幫助下，沈譜同志與丈夫分分合合，數次巧妙掩護范長江安全轉移。
1941年沈譜同志隨范長江到香港，范長江在黨的領導下創辦《華商報》，沈譜同志參加了該報編輯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佔香港。《華商報》停刊。沈譜同志又被迫隨范長江離開香港，取道澳門轉回桂林。
1942年春天，范長江抵達蘇北解放區之后，黨組織決定沈譜同志也去蘇北。沈譜同志改名換姓之后，歷經六個省份，遭遇千難萬險，才到達上海大哥家。半年后，終於到達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盱眙縣，在大王庄與范長江再度相聚。到蘇北解放區后，沈譜同志先后在軍衛生部舉辦的醫務、藥劑兩個培訓班教化學。這兩個培訓班成為后來白求恩醫院的前身。教學結束后，沈譜同志又調到淮南紙廠和華中銀行所屬的造幣紙廠工作。在蘇北解放區，她第一次直接用自己學習的化學專業為革命事業服務。
1946年5月，范長江調到南京參加國共兩黨談判，任中共代表團新聞處處長，是中共對外新聞發言人之一。沈譜同志因當時懷有身孕，不便隨同前往，又換到印鈔紙廠工作。內戰爆發后，沈譜同志抱著兩個多月的兒子開始隨部隊向北撤退。8月份，上級黨組織發來電報，調沈譜同志到南京去。1946年9月，沈譜同志乘船輾轉到達上海。10月份，國共談判破裂，她還未趕到南京，范長江又被調回延安了。范長江調延安后即隨黨中央、毛主席留在陝北打游擊。此時，白區工作形勢緊張，國民黨特務到處搜捕地下黨員，組織上又安排沈譜同志第二次去香港。1947年3月，沈譜同志把兒子交給哥嫂照顧，隻身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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