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香島中學，沈譜同志教數理化課程。當蔣介石公開宣布民盟等進步黨派為非法組織后，也加緊了對他們的迫害。沈鈞儒和許多進步黨派的領導人紛紛撤退到香港。這時沈譜同志辭去了學校的工作，全力支持父親的事業。
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以后，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領袖，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先后秘密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沈譜同志也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化裝成難民，幾經周折來到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從此她又回到黨的懷抱，與丈夫范長江相聚。北平解放后，他們一起隨軍入城。
解放后，沈譜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和平建設事業當中去。她擔任過原九龍山造紙廠（該廠后改名為人民造紙廠）副廠長、廠長，后又參加過輕工業部造紙局專家工作室的工作。1956年在科研規劃技術委員會時，她參加過編制輕工業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工作，其后又調到輕工業部造紙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因工作需要，沈譜同志借調到中央統戰部任沈鈞儒老人的政治秘書，沈老去世之后，沈譜同志又被借調到世界科協北京中心參加籌備委員會工作。在工作中，沈譜同志一貫認真負責、嚴謹細致、一絲不苟，克服了許多工作中的困難。她善於團結同志、以身作則、公道正派，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好素質和優秀品質。她在工作中，從來以黨的利益為重，一貫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和調動，在個人待遇、級別等問題上更是從來不計較，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勞任怨。
“文革”開始后，沈譜同志和丈夫范長江一樣遭到嚴重迫害。她曾被關在一間地下室裡，接受批判。后來又讓她到炊事班、電工班參加勞動。1970年9月，造反派以考驗為名，讓沈譜同志帶領一批職工家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組成“五·七”班，利用電容器紙的邊角料生產電容器。經過刻苦攻關，沈譜同志帶領這些家屬居然生產出合格的電容器，並在當年簽訂了8000個電容器的銷售合同，第二年被列入四機部生產計劃，創造了奇跡。她在獲悉范長江逝世噩耗的第二天，拖著生病的身體，忍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去簽訂了第一批電容器銷售合同。
沈譜同志在最痛苦、最艱難的日子裡，始終非常堅強。她獨立承擔著培養、教育幾個孩子的重擔。她說：“長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長江的未竟事業，長江留下的遺願，長江一生對我矢志不移的愛情，鼓舞著我繼續戰斗下去。生者不能隻用眼淚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戰斗，去紀念死者，這才是對忠魂最好的告慰。”她始終沒有放棄同“四人幫”的斗爭，不斷地為丈夫范長江的問題向上申訴，據理力爭，終於在1972年10月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關心過問，並於1975年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告別儀式，骨灰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為范長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召開了追悼大會，胡耀邦同志致悼詞，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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