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章的獨特風格

立意高遠

毛澤東從不隨意動筆寫文章。他寫文章，都是為了分析和解答現實重大問題，並且，他的分析和回答，都是胸懷全局，登高望遠，站在歷史的高度，從大處落筆。可以說，毛澤東寫的文章，是“管大用”的。這一點常常被談論毛澤東寫作風格的人所忽略。

我們看毛澤東帶領紅軍上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時期的四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四篇文章，所回答的，都是重大問題。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縱覽當時中國政治全局，對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再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論到湘贛邊界的割據，進而談到湘贛邊界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最后論到經濟問題和軍事根據地等問題。此文從大處著眼，層層分析，步步解答，最終得出了紅軍能夠在中國創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在逐步分析中闡述了這種革命根據地存在的重大意義。這篇文章中，沒有任何標語口號式語句，字裡行間所體現的，是一種沉著冷靜風格，是一種述事析理文風，但它的立意則極高，涉及並加以回答的，是當時中國革命所遇到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寫的《井岡山的斗爭》一文，立意同樣高遠，此文從大勢和當時需要的具體條件入手，分析中國能夠存在獨特的革命軍隊割據政權的原因，又從八月失敗在於一部分同志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的根源處剖析，進入對井岡山割據現勢的分析，對軍事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割據地區問題，作了分析和解答。這篇文章回答了井岡山紅色政權的創造和擴大的必要這個重大問題。《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對於當時存在於紅軍中的共產黨組織中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分析和批評，對創建革命根據地時期黨的建設經驗進行了總結，解答了紅軍怎樣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人民軍隊聽黨指揮這樣重大的問題，毛澤東寫這篇文章的立意，無疑重大而又深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針對當時黨內和紅軍中一種悲觀情緒而寫，但毛澤東沒有就事論事地隻限於批評，而是從大處落筆，對革命的主觀力量與反革命力量作了對比分析，論述了革命力量的性質及其發展的必然性，對反革命力量的實質作了分析，對現時的客觀情況進行了分析。它回答的是反動勢力雖然很強大，但革命力量也必然會發展起來，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這樣重大的問題，立意是高遠的。上述毛澤東四篇文章，總起來回答了中國革命可以在農村存在和發展，可以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贏得勝利這樣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解決了共產黨的力量在相對落后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問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是“管大用”的文章。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了不少文章，立意同樣高遠，同樣是為了解決大問題的。《論持久戰》一文，從國際國內形勢大處著筆，對中日戰爭形勢進行了透徹分析，回答了中國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預測了持久戰的三個階段，預見了中國抗日戰爭必勝的結局，它正確地回答了關系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這篇立意於解答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重大問題的文章，不僅在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中統一了對於抗戰策略的認識，也不僅受到了國民黨及其軍隊許多高官的贊同，甚至連日本方面的軍事家也不得不佩服毛澤東此文獨具隻眼規劃宏大，從而懼怕此文中所包含的雄壯力量。從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為延安整風運動撰寫了三篇文章———《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他寫這三篇文章，目的是為了清算曾經統治共產黨並且后來在黨內許多同志中一直存在的錯誤思想及其形成的不良作風，立意同樣高遠。這些文章不僅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標志，也不僅對指導當時的抗日戰爭和其后的解放戰爭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有長遠的認識論意義。《矛盾論》和《實踐論》兩篇文章，同樣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為了解決重大問題而寫。當時黨內存在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錯誤思想，也有冒險主義傾向。教條主義者隻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視矛盾的特殊性，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僵死的教條到處生搬硬套。經驗主義者片面夸大感性經驗的作用，輕視科學理論的一般指導作用。冒險主義不顧客觀條件，盲目地硬干硬拼。這些錯誤思想中，以教條主義危害更大。毛澤東就是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而寫上述兩篇文章的。《實踐論》闡述了以實踐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矛盾論》闡述了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這兩篇文章在對黨內錯誤思想尤其是教條主義思想進行分析批判中，正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給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正確的哲學基礎，顯然也是“管大用”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寫的文章同樣立意高遠。1956年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是為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寫的，為了回答這樣重大的問題，毛澤東沒有輕易動筆，寫前，他找許多部門的領導干部談話，進行調查研究，又借鑒蘇聯經驗，進行反復思考，最后才寫下這篇文章。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論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黨與非黨，是與非，中國和外國這七大關系時，都有直接借鑒蘇聯在這些方面所犯的錯誤與教訓的論述。在這篇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主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勇氣和毛澤東本人所具有的獨到見解。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在1956年以后的多次講話中都談到提出十大關系的指導思想，“是要尋找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可見，毛澤東寫作《論十大關系》著眼之宏大。而這篇文章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辟的意義更是非同小可。1957年2月，毛澤東寫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毛澤東寫這篇文章，同樣是為了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解決中國當時存在的重大問題，立意是高遠的。在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向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在文章中，毛澤東從分析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入手，進而對肅反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等進行了分析和解答，不僅樹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結合的典范，也在解決中國當時面臨重大問題上“管大用”。

毛澤東從不寫“無病呻吟”的文章，從不寫拘泥小事的文章。他寫文章，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因此，他的文章才能夠立意高遠。立意高遠，是毛澤東寫文章最根本的特點，是他最重要的寫作風格。立意高遠，不僅使他的文章“管大用”，而且是他的文章恢弘致遠、大氣磅礡的基礎。

獨特的文筆特色

據蔣介石身邊人員回憶，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廣播電台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評戰犯求和》《別了，司徒雷登》等文章時，雖然沒有署名毛澤東，但蔣介石從收音機裡一聽到這些文章，就斷定是毛澤東所寫。同樣，在20世紀50年代炮擊金門之戰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台灣同胞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台灣同胞書》，雖然是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的，但蔣介石從收音機裡一聽到，就知道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寫的文章，有自己的文筆特色，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寫作文章，在他立意高遠這個最重要的寫作風格基礎上，形成的文筆特色，大體可以概括為：“大氣磅礡”、“論理透徹”、“生動活潑”三句話。

我們讀毛澤東的文章，會感到一種大氣。毛澤東寫文章，總是在胸懷大局、眼光高遠基礎上，形成一種宏大的氣魄。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立意在於充分估計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明確指出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科學分析農民的各個階層，宣傳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反駁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微詞。寫作這樣的“大文章”必然體現出一種“大氣”。毛澤東在這篇文章開頭一段中寫有這樣的話：

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有這樣的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文章中的這些話保持了毛澤東青年時代激越的文字風格，在大氣磅礡中顯現出他論理的功力。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是從分析中國大局起筆，又是從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論及一國之內在四面白色政權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這種“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文章主題即是如此大氣。毛澤東文章中的這種大氣，不僅僅限於他確立寫作目的和主題方面，也體現在他的文筆中。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結尾處寫有這樣的話：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隻應該也隻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這些文字中，充滿了何等的磅礡大氣。毛澤東就此止筆，益發顯示出他信念的堅定不移。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一文中有這樣的話：

在站起來的四萬萬中國人民面前，日本帝國主義就像一頭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就嚇它一大跳，這頭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在日寇侵略氣焰囂張之時，毛澤東在文章中寫下這樣的大氣磅礡的話語，怎麼不令人鼓舞和振奮？在解放戰爭時期，面對已經掌握了原子彈的世界強國美國所支持的國民黨強大軍事力量，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了下面這樣的一段話：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面對原子彈這種大規模殺傷武器，毛澤東卻輕蔑地稱之為“紙老虎”，並且從世界歷史角度談到：美國和它所支持的蔣介石，和歷史上許多看似強大最后卻被人民所消滅的反動派一樣，擺脫不了被消滅的下場。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致詞的最后有這樣一段話：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話語氣之宏大，氣勢之恢弘，從古至今，能有幾人能比？

1955年，毛澤東在同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教談話中再次談到原子彈，但在毛澤東眼裡，原子彈是那樣的渺小：

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於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麼。

在這裡，毛澤東的眼界覆蓋整個地球，直達太陽系，從如此闊大角度看待原子彈，誰能做到？可見毛澤東的大氣。

有人說，毛澤東的文章：“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這個話客觀地反映了毛澤東文章的大氣磅礡。

論理透徹，是毛澤東的文章風格之一。他的文章，分析問題總是層層深入，說理明白，引人愛讀，讓人信服。從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矛盾論》、《實踐論》、《論十大關系》等理論文章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分析清晰，論理透徹。僅從《矛盾論》中即可看到毛澤東論理的透徹，他從兩種宇宙觀談起，步步遞進，談到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結論：

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証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斗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他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他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斗爭的存在，尤其是在他們互相轉化的時候，斗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復經驗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思想之所以閃耀著光輝，首先是其理論的力量，而毛澤東思想理論的力量，就體現在他文章論理透徹之中。理論的力量加上文採的魅力，使毛澤東成為古今中外真正的文章大家。

生動活潑，是毛澤東又一個重要文筆特色。毛澤東的文章妙語連珠，故事疊現，用典精辟，比喻恰當，諷刺深刻，舉例鮮活。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的話：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他們鍋裡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裡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裡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似乎能夠看到在農民革命中各種鮮活形象。

善於使用諷刺文字是使毛澤東文章增色的重要因素。在《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一文中，毛澤東諷刺國民黨不敢發動群眾抗戰說：

可是國民黨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並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於斯、長於斯、聚族處於斯的可愛的家鄉。你們國民黨人把人民手足緊緊捆住，敵人來了，不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而你們卻總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

毛澤東的這個諷刺，是多麼生動，又是多麼鞭辟入裡。對黨內不良傾向毛澤東也在文章中諷刺。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諷刺教條主義者：

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

毛澤東對於黨內不良傾向的諷刺，不同於對敵人的諷刺，他的道理是：“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恰當的比喻，使毛澤東文章十分生動。他曾把長征比喻為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豪邁地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一直到老年，毛澤東寫文章，以及在講話基礎上形成文稿，都保持善於比喻的特點。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隻有進步的一面，隻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生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隻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

毛澤東這段話，正確地論述了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的對立統一，反映了他對於社會主義變革和穩定之間關系的基本認識，是我們今天准確理解毛澤東關於改革論述的一把鑰匙。

毛澤東的文章所以生動活潑，旁征博引，善於用典是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具有淵博的知識，他在寫文章時，善於隨時自然地把這些知識運用到文章中去說理論事，使他的文章有極大的說服力。在《為人民服務》中，毛澤東引用了司馬遷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此典說明：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引用《水滸傳》中的故事說明戰爭中的戰略戰術：“《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毛澤東以此典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1939年7月毛澤東給即將上前線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時引用了《封神演義》中的典故：“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樣法寶。”毛澤東用這個典故引出：“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種比興手法，促使人們牢記三大法寶。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毛澤東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裡的句子：“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用此典形容司徒雷登孤立、無奈的樣子，接著又諷刺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黨代表會議上借《紅樓夢》裡林黛玉“東風、西風”這兩個字意的話，說明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道理，使嚴肅的話題顯得開闊、輕鬆。

生動活潑，輕鬆有趣的文筆，使毛澤東文章的閱讀者，總能感覺到一種清新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