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瞿秋白的友誼

三

從1931年9月開始，盡管瞿秋白已離開中共中央權力核心，但國民黨政府仍把他作為“共黨要犯”而列為重點逮捕對象。1931年9月1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給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打了一個報告，要求懸賞通緝7名中共重要領導人，並“擬定懸賞價格，計瞿秋白、周恩來二人各二萬元”，其余各一萬元。同月21日，蔣介石批准了這個報告，令各省市和各軍統一協調緝拿。

對於瞿秋白這樣的“欽定要犯”，誰家藏匿，一旦被國民黨當局發現，不但免不了牢獄之災，說不定還得殺頭，但魯迅為了保護瞿秋白卻不惜以身試“法”。所以，瞿秋白曾對人講，魯迅在他危難之中臨危不懼地保護了他。

瞿秋白曾三次在魯迅寓所內避難，兩次在北四川路的公寓裡，末次在魯迅居住的大陸新村。

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當時魯迅因母親生病回到北京去了，許廣平熱情地接待了他們。那天，瞿秋白和楊之華晚間到來的時候，許廣平因魯迅不在家，就把她和魯迅睡的雙人床讓出，請他們住下。過了幾天魯迅回歸，非常滿意許廣平這樣的安排。瞿秋白博學、廣游，談助之資實在不少，他和魯迅兩人有談不完的話語，常常漫談到深夜。對文化界的復雜斗爭形勢，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對帝國主義的橫暴和“九一八”東北淪亡的哀愁，這些都是他們在朝夕相見中的話題，他們二人的見解，實在融洽之極。魯迅年長瞿秋白18歲，在年齡上屬於兩代人，在事實上也是長者，應是前輩，但由於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所以他們相處恰似同輩。他們平等相處，相互待之以誠，應是他們友誼的一個基礎。

瞿秋白是擔任領導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誤，一到環境許可，他就離開魯迅家而去了。在這次離去之前，他給魯迅留下一首手抄詩：

雪意淒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在同年12月9日，瞿秋白又以高價托人向某大公司買了一盒玩具，送給魯迅、許廣平的兒子海嬰。當時他們在經濟上並不寬裕，魯迅收下深感不安。但體會到他們愛護兒童，給兒童培植科學建筑知識的好意，就又在這不安中接受了這件禮物。瞿秋白還特意在盒蓋上寫明某個零件有幾件，共幾種等等，很詳盡。又料到自己隨時會有不測，說：“留個紀念，讓小孩子大起來也知道有個何先生（“何先生”是瞿秋白住在魯迅家時魯迅家人對他的稱呼）”！可惜，幾經變亂、搬動，這盒玩具的盒蓋已經遺失，現在隻有幾個零件還存在上海魯迅紀念館。

四

第二次避難是在1933年二三月間，當時英國著名的左傾作家蕭伯納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車來接魯迅去宋慶齡夫人寓所參加她宴請蕭伯納的午宴。同席共有蕭伯納、史沫特萊、楊杏佛、林語堂、蔡元培、孫夫人、魯迅7人。

傍晚，魯迅歸來時便將在孫夫人家的情況對瞿秋白復述一番。魯迅和瞿秋白都覺得：蕭到中國來，別的人一概謝絕，見到的人不多，僅這幾個人。他們痛感中國報刊報導太慢，蕭又離去太快，可能轉瞬這偉大的諷刺作家來華情況即從報刊上消失，為此，最好有人搜集當天報刊的捧與罵，冷與熱，把各方態度的文章剪輯下來，出成一書，以見同是一人，因立場不同則好壞隨之而異地寫照一番，對出版事業也可以刺激一下。瞿秋白和魯迅說干就干。於是許廣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帶，細細地搜羅一番當天的報紙，果然，各式各樣的論調不一而足。於是魯迅和瞿秋白在交換了意見之后，便動手把需要的材料當即圈定，由楊之華和許廣平負責剪貼，再由魯迅和瞿秋白連夜編輯，魯迅寫序，交給野草書屋出版，這就是流傳於世的那本《蕭伯納在上海》的書。值得一提的是，《蕭伯納在上海》一書出版后，魯迅將全部稿費都付給瞿秋白，這對於經濟上入不敷出的瞿秋白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這本書從編、排、校對，以至成書，都可以說是一個“快”字，由此可見，革命先驅者們的戰斗精神。

那段時間，因敵人搜捕甚急，因此，在短短期間，瞿秋白就搬移了好幾個地方。由於情況危急，每一搬家，大都什麼也不能帶走，魯迅送給瞿秋白的許多書都散失了，許廣平送給楊之華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一次倉卒搬家時丟掉了。但瞿秋白和楊之華並沒有被惡劣的環境所困倒，革命意志和戰斗精神一直都很旺盛。

五

魯迅常常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往往為之寢食不安。總想對他加以幫助，使其能得到一個比較適合生活的安全環境。為此，1933年3月1日、3月3日，魯迅親自請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東照裡替瞿秋白看房子。那裡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經內山夫人幫忙交涉，這個日本人便將亭子間分出來租給中國人，而這個中國人就是瞿秋白。住在日本人的家裡總比夾住在中國人堆裡要安靜得多，可以避免經常有人問長問短，查職業，看家底的麻煩。魯迅滿意地租了下來，讓瞿秋白搬來住下。

這個地方與魯迅寓所相隔不遠，兩家往來密切。后來，魯迅的家搬到大陸新村，兩家往來更其頻繁，有時晚間，瞿秋白也來傾談一番。現在，魯迅感覺少不了瞿秋白這樣的朋友了。有時晚間，當附近面包店烤好熱烘烘的面包時，魯迅與許廣平往往趁熱送去，借此大家親熱一番，看到他們平安無事了，這一夜魯迅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穩了。

瞿秋白因有一時的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所以在短短時間內，就寫出了許多精美的雜文，計有《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秘訣》、《關於女人》、《真假堂•吉訶德》、《大觀園的人才》等篇，這些雜文，義正辭嚴地揭露了敵人的卑鄙無恥行徑，一針見血，擊中敵人的要害，足使敵人為之膽寒。

這些文章，大抵是瞿秋白和魯迅見面的時候，把他想到的腹稿講出來，經過兩人交換意見后由他執筆模仿魯迅的寫作風格和寫法寫出，再由魯迅當著自己的作品投寄給《申報•自由談》等處發表，后來魯迅將它們編進雜文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和《南腔北調集》中。因為思想相同、斗爭目標也相同，又是兩人漫談的結果，其中也有魯迅的意見在內，所以，寫出來的文章就很像魯迅作品，當時讀者就沒有一個能看出來，敵人也始終沒有發覺這一點。這除了不讓敵人有隙可乘之外，恰正表現了他們友誼的親密以及他們的戰斗都不是為了個人的精神。據許廣平回憶，瞿秋白下筆很迅速，住在她家時，每天午飯后至下午二、三時為休息時間，為了他的身體健康，魯迅從不去打擾他。到時候了，他自己開門出來，往往笑吟吟地拿著犧牲午睡寫好的短文一、二篇，送給魯迅來看。魯迅看后，每每無限驚嘆於他的文情並茂的新作是那麼精美無倫。

當時，魯迅正和“新月派”論戰，和“民族主義文學論戰”，和“第三種人”論戰，瞿秋白和魯迅總是並肩作戰、互相呼應。例如，魯迅寫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瞿秋白寫了《狗樣的英雄》﹔魯迅寫了《論“第三種人”》和《又論“第三種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寫了《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他們的步調是很一致的。由於瞿秋白與魯迅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為此魯迅書寫舉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一聯相贈。其內涵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