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澤東

　　堅守的最后原則 不能兩極分化

　　說到原則性，那麼毛澤東的原則性到底在哪裡？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他堅持的最后原則究竟是什麼？或者說他的立場在哪裡，他的底線又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關於社會主義最大的原則無非是這麼三條：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些都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原則性很強的東西。那麼這些東西，在毛澤東那裡，就一定是他的底線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具體分析。

　　比如說按勞分配，毛澤東就從來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最終的原則去堅守。他甚至認為，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1974年，他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后來，他又多次談到這一觀點，強調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他看來，按勞分配某種意義上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所以說，這並不是他要堅持的最后底線。

　　第二個，關於計劃經濟。人們常說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的時代，這個話一點都沒有錯。因為在《共同綱領》裡面，就說新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說要發展市場經濟。但是到過渡時期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已經看到蘇聯計劃經濟的許多弊端，開始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他說過：“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正是從那時開始，毛澤東提出探索適合中國的建設道路，要實現第二次結合。為實現第二次結合，他寫下了《論十大關系》等重要著作，提出很多好的思想，努力擺脫蘇聯計劃經濟的束縛。

　　然而要打破蘇聯計劃經濟的體制，談何容易。因為搞經濟建設不像打仗，有自己獨特的規律。

　　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從一五計劃開始，實際上就是照搬了蘇聯計劃經濟的那一套。這些計劃下去了，就要執行，長此以往，各種條條塊塊也就形成了，甚至森嚴壁壘。這個時候要想輕易改變，就很容易出問題，會牽動全局，甚至會導致整個經濟計劃的中斷。后來的“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也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總結說，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的規律還沒有完全的把握，想得太簡單，有一些思路和想法，但是怎麼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在這些方面，辦法不多。“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應該說，這些總結還是很深刻的，說到了點子上。

　　也正是在這個反思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路。比如說鄭州會議以后，提出舊賬一定要算，反對剝奪農民，強調要講商品法則，主張價值規律要遵守，甚至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認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如此說來，計劃經濟的東西，也不能完全說是毛澤東堅持的最后底線。如果有合適的環境和條件，他也會對計劃經濟做一些重要的改變，甚至有可能會接受市場經濟的一些東西。可惜他那個時代沒有這樣的條件。

　　那麼究竟什麼是他堅持的最后底線？是公有制嗎？

　　很多人說毛澤東喜歡一大二公。確實，他說過人民公社的好處就是一大二公。但是如果說這就是他堅持的最后底線的話，也不盡然。過渡時期的時候，他說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盡人皆知。過渡時期完成以后，他又說過：“我們消滅了資本主義，還可以發展資本主義”。

　　其實在鄭州會議以后，關於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反反復復一直在思考。兩次鄭州會議，他思考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以什麼為基礎的問題。思考的結果，逐步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並寫入了他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60條，此后10多年一直沒有變。

　　那麼在所有制問題上，毛澤東的底線究竟是什麼？我認為，這個底線，說白了就是不能包產到戶，不能“三自一包”。

　　為什麼不能？是因為他認為包產到戶，最后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所以他說“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由此說來，不能包產到戶，不能兩極分化，實際上這才是毛澤東最后的底線。在他看來，如果兩極分化，那麼我們過去辛辛苦苦換來的革命果實就喪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資本主義就要復辟，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無疑，這是他那個時代的認識局限。

　　如何避免兩極分化，說到底就是一個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一直努力去解決的問題。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特別強調了這個問題，要求“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兒子。因為他生在農村，對農民的疾苦最為了解。早年他做過農村調查，了解中國的社會狀況、階級狀況，對農民的社會地位和蘊藏的革命性的認識也最為深刻﹔對中國革命的動力在哪裡，最為清楚。正是在農村的環境裡，他開辟了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同時又把農民成分佔絕大多數的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毛澤東這一輩子，對農民，對這些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是懷著深深的感情的。他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弱者，是真正需要去幫助、去解救的人。因此，他始終把自己當成是貧苦農民的代言人，當成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也可以說，毛澤東最大的原則就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社會底層民眾的立場上，努力避免兩極分化，使他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特別擔心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掌權以后會脫離群眾，如果脫離了群眾，就要讓他們去“洗洗澡”，去接受群眾的改造，就要開展各種形式的整風運動。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整黨整風，包括三反五反，他都抓得很緊。特別是下決心槍斃張子善、劉青山，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被認為是了殺了兩個人，管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