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的清廉人生

軍長任上，嚴於律己，公私分明

葉挺身為軍長，但從不搞特殊，不擺架子，堅持與廣大新四軍指戰員生活戰斗在一起，堅持把戰士和群眾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部隊在岩寺集訓期間，葉挺親自到軍政治部創辦的兩所夜校去講課，對聽課的農民青年說：“你們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們這些窮人。你們這樣刻苦努力地學習，以后定能為抗日救國做很多事。”他還不時地出去走訪岩寺街上的貧苦群眾。聽說孤寡老婦汪五婆病了，他馬上找來一名軍醫，讓他給老人診治。隨后他又登門看望老人，送去一籃子雞蛋。部隊行軍中，他時常下馬與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馬讓給傷病員騎。在皖南事變突圍中，部隊斷糧，在危急關頭，他還把自己的馬殺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時節衣縮食，粗茶淡飯，舍不得多花一分錢。他曾說：“不管怎樣困難，我們也要抗戰到勝利，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也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責任。誰也不曾有過這樣的念頭，拿多少錢，抗多少敵。我們是拿得頂少，但我們願抗得頂多。”

葉挺熱情好客，重友情。請客吃飯，也是常有的事。當八省紅軍游擊隊在岩寺集結停當，接受過“點驗”后，葉挺便備下幾桌豐盛的家鄉粵菜，宴請了首席點驗官、國民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及其隨員們。羅卓英是葉挺的廣東同鄉、保定軍校的同學和粵軍時期的同事，舊誼頗深。第二天,葉挺又陪同他們逛了黃山，顯得熱情周到，於公於私，都很得體適當。然后,集合司政機關全體干部，歡送羅卓英一行。事后，項英夸贊葉挺對付羅卓英真有辦法。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期間，葉挺也經常讓自己從廣東帶來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菜肴，邀請項英等軍部領導及追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們，在一起聚聚餐，為的是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有時也招待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雖然葉挺的交際活動較多，但他每次宴請賓客，都是自己掏錢，從不慷公家之慨。

葉挺酷愛攝影，他用來拍照的徠卡相機，不是用公款購置的，而是用夫人賣首飾的錢在香港買的。葉挺的二兒子葉正明回憶說：“1938年，父親雖然是一軍之長，但生活並不寬裕，媽媽出閣前是東莞的名門閨秀，出嫁時帶來了一批嫁妝，於是，媽媽賣了一些首飾，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買了一架西德產135徠卡相機。打那后，不管戰事多忙，他都把相機帶在身邊，拍攝了許多戰地照片。有一次，爸爸到上海為新四軍籌款，住在霞飛路公寓，正遇日本飛機轟炸，成群的炸彈就在身邊呼嘯爆炸，閘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不顧個人安危，站在陽台上舉起照相機，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涇縣雲嶺“種墨園”內展出的攝影作品，大多是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期間在皖南拍攝的。這些攝影作品，成為新四軍軍史中非常寶貴的資料。

葉挺還帶頭捐款建起簡陋的軍部攝影室。成立軍部攝影室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拍新聞照片，對外宣傳新四軍在前方作戰取得的勝利﹔二是給新四軍排級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檔案。當時不少紅軍老戰士，都想拍張紀念照片，寄給家人，自己留存。於是在軍部攝影室的基礎上，又增設了合作社性質的照相服務社，由葉挺、項英和陳毅等人帶頭捐錢集資入股，購買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沖印照片要記賬收費。當時隻有兩台相機，一台是用120膠卷的祿來福來相機，另一台是照相館用的木制座機。暗房用幾丈黑布做帳幕，紅燈是用油燈罩上的紅玻璃代替，沒有電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葉挺利用閑暇，隨身帶著徠卡相機，多次親臨攝影室當教練和輔導員。

曾在軍部工作的畫家賴少其回憶說：“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參加新四軍，葉軍長即把自己所拍的戰地照片拿給我看，說想編一本《新四軍》攝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慶齡、史沫特萊作為海外宣傳品，為新四軍籌集經費和醫藥，同時也為了粉碎頑固派對新四軍所謂‘游而不擊’的造謠污蔑。”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葉挺拍攝、編輯、出版新四軍影集的計劃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