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照東（安徽）
民族叛逆：淪為日偽鷹犬
抗戰全面爆發后，上海、南京相繼淪陷，蘇美一眼見國民政府隻能偏安重慶一隅，其趨炎附勢的劣根性再次顯現。1939年7月，見風使舵、貪生怕死的蘇美一脫離“中統”，改投日偽“76號”特務機關，任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區長（因機關位於南京頤和路21號而被冠以代號“21號”）。由此，蘇美一屈膝淪為民族的罪人。1940年，汪偽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南京粉墨登場，蘇美一為委員。工於心計的蘇美一甚至參與了汪系公館派與周佛海實力派爭權奪位的斗爭。
蘇美一入伙日偽特務機關后，繼續指揮特務從事跟蹤、逮捕、刑訊、暗殺活動，以戕害愛國志士和魚肉人民。為表白對新主子死心塌地的忠誠，他在入伙的半個月時間內，利用自己曾任“中統”蘇滬區副區長的便利，將“中統”潛伏在南京、上海的機構、人員一鍋端作為“入伙禮”。
通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科主任黃香谷這條線索，1939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蘇美一帶人在上海慕爾鳴路逮捕張小通。張小通，系“中統”老牌特務，時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調查統計室主任。當天晚上，蘇美一親自審訊張小通，要其供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主任委員吳紹澍住址，張小通說不出來。為消除隱患，張小通被秘密處決。
1941年10月，蘇美一勾結已經落水的“軍統”特務萬裡浪，一網打盡“軍統”四大金剛之一、有“辣手書生”之稱的上海特二區區長陳恭澍等20多人。蘇美一的“功績”受到日偽的賞識和嘉獎，從此平步青雲。當年，他就被提升為汪偽特別警察署署長兼汪偽首都警察廳廳長、汪偽軍事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授中將銜﹔次年，任偽警察總監署總監，授上將銜，組建特務組織“東方國際通訊社”，任偽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1943年初，任汪偽政治工作局局長，組建代號“成和通運公司”的特務組織，編印《新路東報》，進行反共宣傳。
1943年底，蘇美一被調至上海，任偽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1944年初，眼見日本敗局已定，為給自己留一條后路，蘇美一於上海成立“建國社”，打著“反共建國”的旗號，暗中與國民黨“中統”接上關系，被“中統”策反為“地工人員”，掩護“中統”特工在上海活動。1945年1月，蘇美一任偽上海市清鄉事務局局長。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傀儡隨之樹倒猢猻散，龜縮上海家中的蘇美一，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難以逃脫，仍覬覦保住卿卿性命。
罪有應得：斃命提籃橋監獄
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日子裡，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對漢奸進行嚴懲。而在抗戰勝利初期，在對待漢奸的處置上，蔣介石耍起了手腕。為了利用數百萬漢奸和偽軍力量對付共產黨，蔣介石授意他們堅守陣地，等候國民黨軍接收。為此，不少漢奸和偽軍竟得到國民政府的啟用和國民黨軍的番號，儼然成為國民黨的新貴，引起民怨沸騰。國民黨政權穩定后，這些漢奸的利用價值已基本喪失，全國范圍的肅奸工作已箭在弦上。其中，上海肅奸大權盡入“軍統”局長戴笠之手。
1945年9月20日中秋之夜，位於上海杜美路70 號的中美所與軍統局的上海聯合辦事處的花園洋房內，一派節日氣氛，蘇美一和周佛海、丁默邨、萬裡浪、胡均鶴等500余名漢奸、特務，手持戴笠的請柬，紛紛前來參加中秋賞月晚宴。宴會上，戴笠重申，解決漢奸問題“政治重於法律”，隻要他們能立功贖罪，政府會寬大為懷、既往不咎，切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但戴笠的中秋祝酒詞完全是虛晃一槍，隨即，“軍統”調集所能掌握的上海軍、警、憲、特的全部力量，以第三方面軍的名義開展秘密行動，9月23日、24日連續兩個晚上分別逮捕漢奸100多人。此后，戴笠親自點名將大部分出身“軍統”、中途叛變的20多名漢奸列入逮捕名單。其中，曾被委任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調查室主任的萬裡浪在蚌埠被捕，蘇美一在位於上海市海格路540號的家中被捕，被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為讓曾被“中統”策反為“地工人員”的漢奸特務逃過懲罰，“中統”在向戴笠交涉無果的情況下，一方面派人大量出具証明或補造証件，另一方面派人擠進法官隊伍，以求在量刑、判刑方面施以援手。其中，蘇美一就是在被“軍統”逮捕后，利用法庭公開審判的機會，被“中統”系統法官所救，並由其妻王靜貞出示軍法執行總監部副監、江蘇省保安司令、國民黨軍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王懋功的親筆函，為蘇美一証明“曲線救國”的“功績”，最終使其未以漢奸罪論處。
多行不義必自斃。蘇美一雖僥幸逃脫漢奸罪的處罰，但“軍統”並未善罷甘休，仍欲置其於死地，又以蘇美一殺害國民黨“地工人員”張小通為案由，再次向上海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幾經周折，上海高等法院最終判處蘇美一死刑，立即執行。
1947年8月9日，罪有應得的蘇美一在提籃橋監獄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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