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上海灘的前輩戰友———李白烈士

1947 年7 月，我剛入黨成為一名候補黨員，是晉綏軍區賀龍中學文藝班的學員。由於當地土改運動的開展，我班同學都參加了晉綏日報與賀中部分師生組成的土改工作團。正當土改工作進行到分配土地的階段時，接學校通知，我被分配到中央后委機關工作，按工作團要求需推遲一段時間去報到。

我當時對中央后委及其領導下的許多中央機關和中央軍委機關毫不知情。待到1947年秋冬之際到臨縣孫家溝報到后，才得知這些單位都是從延安東撤而來。經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羅青長與我多次談話和進行考察后，分配我到軍委三局通訊隊接受委托培訓，學習無線電技術，然后回社會部工作。幾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這是黨中央情報機關第一次親自培養專為地下電台工作的報務員。這件事與當年我黨北平一個地下電台報務員被捕后叛變而致我黨在華北、東北及西北的情報網遭到巨大損失的教訓直接相關。

軍委三局通訊隊是並入當地晉綏通訊學校一起學習的。學校教師多為從敵軍俘虜來的報務員，他們對教學很認真。該校位於大石嶺，坐落於黃土高山上，氣候奇寒。在沒有爐火的教室裡，同學們的幾十雙小手，每天都要在冰冷的電鍵上反復練習拍打摩爾斯電碼。至今我右手上仍然可見當年留下的凍瘡疤痕。

1948 年初，我們軍委通訊隊撤離該校，開始跟隨中央后委機關向河北轉移。經過一段時間的長途行軍，經晉西北、五台山等地，於1948年春到達河北建平縣西黃泥（與中央社會部駐地東黃泥隔滹沱河相望）。通訊隊在此處單獨訓練了一段時間，雖然伙食很差，每天隻能吃到混雜著沙石粒的小米飯，但氣候轉暖，大家不再受凍，學習進步不少。軍委三局王琤局長派局秘書來隊為我發了學習優勝獎狀。這是對我報到較晚、學習時間短、但成績突出的肯定。我也克服了剛開始時感覺學習技術太枯燥，與個人興趣不相符的思想。

不久，軍委三局通訊隊又並入駐於獲鹿縣新成立的華北電訊工程專科學校繼續學習，直到夏季畢業。畢業后的我們都集中到軍委三局總電台進行實習。起初駐扎於建平縣山區通家口，后來就遷移到平山縣西柏坡鄰村郜家庄。我們實習時正當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電報量大增，總台與各野戰軍通訊十分頻繁，無論白天、夜晚，報房裡都響徹了嘀嘀噠噠的通報聲，好像總在演奏著一種動聽的交響樂。我們這些實習生就在這種大好的工作環境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很快我就被允許單獨上機工作。

那是在完成了與遼沈戰役中的東北野戰軍的通訊聯絡任務后，我就被調回中央社會部的黨台去（對外稱地方組）工作了。黨台與軍台同駐於郜家庄，一西一東。但黨台人很少，工作條件比軍台困難得多。受地下工作同志條件所限，幾乎都是在深夜工作，對方用的是小功率發報機，信號弱，不穩定。不僅如此，工作紀律特別嚴，規定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報務員各人隻要管好自己份內的事，互不交流。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聯絡上海一個地下電台。領導隻交待聯絡時間、規定頻道、彼此呼號以及對方戰友如遇危險時的警示信號。工作要求絕對守時、聯通后要在最短時間內准確完成收發報任務，以保障對方戰友安全。

我雖然不知道對方戰友是誰，是一個怎樣的人，但接手工作后，從彼此通訊中能感受到對方是一位技術干練的老手。這是我能夠保証完成任務的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因此，我感到自己很幸運，每次工作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心情很是愉快。

但是，就在兩個月后，不幸突然降臨。

1948 年12 月末的一個夜晚，我與對方聯通后對方就搶先發報，而且幾度出現時斷時續的情況（由於戰爭形勢對敵不利，加緊了對我方電台的偵察而實行分區停電所致），對方隻能在來電后盡快發報給我。接著，我聽到的不是平時工作完畢時的習慣信號“GB”（英文“再見”縮略詞），而是十分急促的三個“V”字的電碼：嘀嘀嘀噠、嘀嘀嘀噠。這是對方戰友按約定在示意我，他正處於危急情境！三“V”信號讓我突然受到莫大的驚嚇。我再也聽不到對方的信號，顧不上關機就跑到黨台領導劉富龍那裡報告了對方發出警示信號，並把收好的電報交給他。之后我曾多次按時開機守聽對方，每次都是散興關機。領導隻能讓我立即轉到正在鏖戰的天津台工作。

然而，一個關系上海台戰友生命安危的問題———“我的對方到底怎麼了？他是誰？”就成了我一個刻骨銘心的懸疑，很久很久……半個世紀后與這位前輩戰友的隔世“相認”中央社會部領導在上海解放后就讓上海市查明了李白同志的下落，對李白被捕及其被敵人秘密殺害的情況做了一系列調查處理工作。當時，這一切都不可能讓我知曉。我一直還在尋找和等待一個答案。例如，20 世紀50 年代初，我曾詢問過一位從上海地下台回到機關的老肖同志，回答是在單線聯系的環境中不得而知。

50 年代中期，我從軍委情報單位轉業到國家機關工作，像普通觀眾一樣看過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除了曾與主人公同行同業的親切感，也引發過共鳴與懷念，但並未曾聯想到主人公李俠是有原型的，而且會與自己尋找的答案息息相關。

直到改革開放20 年之后，我這個曾從事中共黨史教學和科研的離休老人終於能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和媒體的報道中捕捉到尋找良久的答案。

是新華社電訊和一個《永遠的豐碑》欄目令我得以釋懷。在我讀了“《永不消逝的電波》原型———李白”一文后，我就基本確認該文最后第二段所描述的情節與我在1948 年末那晚的經歷極其相似！我當即剪下這則報道並在旁邊寫了以下的話：“這就是記憶中的那一晚，我作為中央社會部的報務員，正與我的對方———上海地下工作者某同志聯絡時，對方突然發出三個‘V’的電碼，之后音訊全無。原來他遭到敵人的殺害！”

不過，直到此時，我還不能排除同樣情況發生在別的台的可能，畢竟其他機構也有可能派有地下台在上海。

就在不久后，我獲知，當時的中央社會部長李克農早在上海解放第三天，即1949 年5月30 日，就專電陳毅市長，要不惜代價查明李靜安同志（即李白）的下落。上海市及時布置市公安局組織精干警力，經一年多時間和一波三折的經歷終於挖出一手策劃並指揮逮捕、殺害李白烈士的首犯葉丹秋。上海市人民法院於1951 年1 月已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貫徹了陳毅市長“血債血償”的指示。

1983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將李白等12 位同時遇難的烈士遺骸遷入龍華烈士陵園。在那裡長眠著1600 位烈士的忠魂。

2010 年10 月，我和老伴到上海參觀世博會時，特地在上海市人物研究會副會長梁光璧同志和秘書長鄭勝國同志陪同下，去李白烈士

故居紀念館參觀拜訪，受到了市文化局新老領導同志的接待，並與紀念館同志及烈士李白之子李恆勝一起座談緬懷烈士。我到烈士生前工作的小閣樓上用置於台面上的電鍵打出了三個“V”字的電碼以表示我這個后輩戰友對他的紀念，我向烈士塑像獻上一束白菊以表達對這位前輩戰友的敬仰。